颜竣回京城奔丧后，患得患失思想越来越严重了，对刘骏也产生了满腹的怨愤和牢骚，而且又喜欢把它们挂在嘴上，到处诉说皇帝的不是，并且公开指责朝政的违失和谬误。在封建专制时代，这显然是绝对禁忌的。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八月，中书令王僧达（南朝宋文学家）坐他人谋反事入狱。王僧达和颜竣有嫌怨，便以为是颜竣诬陷了他，在临刑之前，就把颜竣说过的种种怨愤之言都向刘骏报告了。王僧达说的，并且都有事实根据。刘骏这才要御史中丞庾徽之写了一份状子，公布了颜竣的罪行。这份状子虽然罗列了颜竣的许多条罪状，但刘骏的本意，还不想杀掉颜竣，只是把他的职务免掉算了。但颜竣却吓得丧魂落魄，不能自持，接二连三地给刘骏写信“谢罪”，并请求刘骏不要杀掉他。想不到颜竣的请求更激怒了刘骏，他批示：“宪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荣遇，政当极此。讪讦怨愤，已孤本望，乃复过烦思虑，惧不全立，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南史·颜竣传》）于是找了一个借口，于大明三年（公元459年）五月收颜竣下狱，先把他的脚打断，然后赐死。他的妻儿徒交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部分地区），至宫亭湖（即彭蠡湖，江西彭泽县西），又把颜辟强等男孩沉入湖中淹死，真是残忍之极！古人读史至此，批语道：“颜竣失职怨望，固为可罪；而自寻阳（今九江）东下之时，保护之功，不可忘也。既杀其身，又沉其男口（男孩），孝武帝亦少恩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
杀身取祸的多种因素
颜竣的杀身取祸，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他的“讪讦怨愤”引起的，实际上，他的无所回避的直言得失，早就为他的悲惨遭遇埋下了祸根，只是刘骏一直隐忍未发罢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颜竣死后数年刘骏对侍中沈怀文、尚书吏部郎江智渊等人的谈话中得到证实。有一次，沈怀文“直言忤旨”，刘骏气愤地说：“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宋书·沈怀文传》）还有一次，江智渊想附和沈怀文的谏言，劝刘骏不要冒着大风大雨出去打猎，但江智渊尚未开口，刘骏就恼怒地盯着绷在弦上的箭说：“卿欲效颜竣邪？何以恒知人事！”说完还不解恨，又补充道：“颜竣小子，恨不先鞭其面！”（《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九）刘骏因对颜竣的谏诤一直耿耿于怀，他后来甚至连别人说颜竣的半句好话都听不得，一听就勃然大怒脸变色。由此可见，颜竣的杀身取祸，完全是他的直言得失引起的。他后来的“讪讦怨愤”，只不过是他悲惨遭遇的一根导火索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