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是：同年八月，拓跋焘要去河西打猎，让古弼留守京城。他给古弼发了一道指示，要他把肥壮的马送去打猎，古弼却尽送一些老弱马去河西。拓跋焘气得大骂：“这个笔头奴！竟敢节制捉弄我！等我回去，先斩此奴！”古弼手下的官吏，都惶恐不安，生怕受牵连被杀头。古弼却安慰他们说：“我为人臣，不让皇帝沉迷于游猎之中，如果有罪过的话，我想这个罪也是小的。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做到有备无患，而是使军国乏用，这个罪才是大的。现在柔然人还十分强大，经常来骚扰我国边境，南朝的宋国也还没有消灭，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使用，安排老弱的马让皇帝打猎，这是为国家大业着想的，如果为此而死，我又有什么伤心的呢！再说，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忧虑什么呢？”拓跋焘听到这些话，叹服道：“有臣如此，国之宝也！”于是“赐衣一袭（即一副）、马二匹、鹿十头”。
第三件事还是发生在这年的八月份。
河西打猎回来不几天，拓跋焘又到京城的北山去打猎了。这次打猎收获甚丰，猎获麋鹿数千头。拓跋焘于是给古弼写了一封信，要他征发民车五百辆去运麋鹿。送信的人去了不久，拓跋焘就醒悟到了，这次肯定又要碰钉子。他对身边的人说：“笔公一定不会给我征发民车来，你们还不如就用马把麋鹿运回去吧！”说完，就命令大家动身回京城。走了百来里，遇到送信的人回来，车子一辆没有，带来的只有古弼的一封回信。信上说：“现在正是谷黄椒熟时节，麋鹿和野猪不停地到农田里来糟蹋庄稼，鸟雀也不断地来啄食粮食，加上风吹雨打，地里的粮食晚上去收获，就只能收到早上的三分之一，一天损失这么重，民车都正用于运送庄稼，怎么能征用去运麋鹿呢？请缓几天吧！”拓跋焘见信后，说：“果然如我说的，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
古代的臣子，尤其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不阿谀奉迎，曲意讨好，就已难得，而像古弼这样，认理不认人，事事为国为民着想，连皇帝老子都敢得罪，确实少见。当然，这同他遇上了拓跋焘这个杰出的君主是分不开的。当公元451年拓跋焘被人杀死，他的孙子拓跋浚（即文成帝）继位做了皇帝，还不到一年，就因为古弼“议不合旨”（即和皇帝的意见不一样），便找了一个借口，把古弼杀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452年的下半年，当时知情的人，谁不喊“冤枉”，叫“可惜”啊！
古弼的生年不详，但他从事秘书工作的时间很早。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时，他就在“门下奏事，以敏正著称”。正因如此，拓跋嗣才又是赐名给他又是给他改名。明元帝晚年病重，太子拓跋焘监国总理朝政，便安排古弼“对综机要，敷奏百揆”，协助太子处理国家大事。很显然，明元帝是很欣赏和信用古弼的。当然，古弼同样也得到了拓跋焘的欣赏和信用。拓跋焘当皇帝后，就提拔古弼为侍中、吏部尚书、典南部奏事。拓跋焘做皇帝近三十年，古弼则在禁中工作近三十年，“端谨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拓跋焘晚年有意让太子拓跋晃“总摄万机”，并征调古弼为“东宫四辅”之一，再次让古弼辅佐太子处理国家大事，因“保傅东宫，有老成之勤”，官迁尚书令。拓跋晃先他父亲而死。拓跋焘去世后，由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浚继承皇位。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拓跋浚当皇帝没几个月，就把古弼给杀了！
当然，古弼也有缺点。史书上说他不大廉洁，这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曾收受过别人三十斤黄金的贿赂（也有说四十斤的）。这件事拓跋焘是知道的，只是因为古弼“正直有功”，才不“罪责”古弼。就收受过这么一回贿赂（古代的黄金并不是现代意义的黄金），却在历史上落个不廉洁的名声，后人不能不引为鉴戒！（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北史》、《资治通鉴》、《魏书》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