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在南北朝以前，像参军这类僚属职务，虽然地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其实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却实实在在是个官名。它是汉武帝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之一，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一直到晋朝，都沿袭设置此官。按理说，这是一个武官，然而从此官开始设置起，就不必为武人，可见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挂名职务。此官虽然也属挂名性质，但因为它确实是个官名，所以现在的一些辞书，在“阮籍”这一条里，就只提他“曾为步兵校尉”，而对他的秘书职务，却一字无涉。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过五个人的私人秘书，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秘书份内的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却实实在在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国差不多要完蛋的时候。
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加司马昭九锡，就加九锡好了，但司马昭却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并且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这可为难了阮籍：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又要得罪司马昭。司马昭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阮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搬家问题。那些溜须拍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自然是考虑他名声高，影响大，哪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满的，何况他本来就不是惯于阿谀奉迎的小人，要他写劝进表，真使他伤透了脑筋。
迫于司马昭的淫威，他不能正面拒绝这件事。他于是故伎重演，像以前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提亲和对付钟会“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那样，天天酗酒，企图再次借醉酒来摆脱纠缠保全自己。但这回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了，因为人家已经逼上门来取稿。无奈，阮籍只好在醉意朦胧中，伏在几案上完成了这篇劝进表。据说，这篇醉后草成的劝进文，竟是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这一年阮籍四十九岁，再过五年，也就是公元263年，五十四岁的阮籍便逝世了。阮籍死后第二年，司马昭称晋王。公元265年，司马昭来不及做皇帝就死了，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因此，晋真正取代魏，是在公元265年。但在不少著作和文章里，或称阮籍是魏末晋初人，或干脆称阮籍是晋朝人，这是不确切的。在《晋书》里，有《阮籍传》，这是事实，但阮籍毕竟不是晋朝人，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像阮籍这种挂名秘书，历史上尚有不少。只有在动乱的封建社会才会产生这种人物，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还有像阮籍这样的挂名秘书；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是多么残酷无情！（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