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效地组织反攻，田单对燕军采取“卑而骄之”(《计篇》)的方针，施出假降诈敌的第四计。他在城中伏有精兵，但他“用而示之不用”(《计篇》)，派人出城商定投降之事。尤其高明的是，他派人出城“贿赂”燕将，求其入城后保护家小，把城中人的“胆怯”之情巧妙地透露给燕军，示卑骄敌，麻痹对手。“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田单在战场上组织反攻之前，用示弱假降之计彻底剥夺了燕军将士的战争意识，齐军“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的取胜条件已经成熟。
即墨城中止有精兵五千，反攻兵力严重不足，田单借助畜力作补充，用了火牛陷阵之计。齐人点火于牛尾，一是为了驱牛杀敌，二是为了引火于敌，火攻燕军。《孙子兵法》讲了“火攻五法”，并认为“以火佐攻者明”(《火攻篇》)，齐军在反攻中火助声威，果然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田单在此计的实施中注意到了以下三点，一是根据“夜战多火鼓”(《军争篇》)的要求，时间选择在夜晚；二是凿开城墙几十处，驱牛“由不虞之道”(《九地篇》)，使燕军不及拒防；三是火攻中根据“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火攻篇》)的要求，派精兵随从火牛之后进攻，扩大战果。田单组织的这场短促的战争反攻完成得非常成功，真正做到了“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
开始强大的燕军最后成了战争的失败者，燕军的失败自有其政治的和社会的原因。从兵法理论的角度看，燕军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有如下诸多失误：第一，轻信齐人的离间之言，前线易帅，使不晓军政的人指挥军队，中了田单的第一计，失于兵法上所谓的“害军三患”(见《谋攻篇》)。第二，兵法要求在军队中“禁祥去疑”(《九地篇》)，查禁迷信，消除谣言和疑惑，燕军却听任即墨城中所谓“天神相助”的迷信和谣言流传，未能消除田单第二计在本军中的恶劣影响。第三，兵法要求在两军之战中“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用兵忌讳被对方所调动，燕军却在城外轻信言传，滥施暴行，被齐人牵着鼻子行动，使田单的第三计得逞。第四，兵法明白地告诉燕将：“无约而请和者，谋也。”(《行军篇》)即墨人在并未受到困屈的情况下前来请降，燕人一点也没想到这已是田单的第四条计谋。“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行军篇》)燕人在两军相争的战场毫无谋虑却轻视敌手，失败已不可避免。第五，田单驱牛出城时，兵法最后一次提醒卧眠于床的燕人：“兽骇者，覆也。”(《行军篇》)野兽惊骇呼叫，是敌军在大举来袭。可惜燕人已被解除了战争意识，根本没有想到这一严肃的提醒，使田单的第五计收到了“攻其所不戒”(《九地篇》)的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