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孟逢场作戏，对庄王作了一次生动、成功的讽谏。今人有“优孟衣冠”的成语，足见优孟的这一讽谏形式对后人影响之深刻。优孟配合剧目情节唱了一段回肠荡气的歌子，尤其耐人寻味。
人们根据做官者是否清廉而把他们分为贪吏和廉吏两类。按说，贪吏是不可以做的，因为他们的品格污浊而卑鄙，然而他们的子孙后代却由此得到了丰腴的利益，而这又引诱人们去做贪吏。按说廉吏是可以做的，因为他们的品格高尚而纯洁，然而他们的子孙却少衣缺食，而这又逼使人们不做廉吏。优孟的这段唱词本意是要说明廉吏孙叔敖子孙贫困的必然性，却无意间向人们揭示了贪吏和廉吏各有得失的生活规律。一方是社会所能认定的高尚品格，一方是子孙所能得到的丰腴利益，在公私难以兼顾的条件下，任何做官为吏的人都只能得到其中的一个而被迫放弃另一个。廉吏得到的是前者，放弃的是后者；贪吏追求的是后者，注定要丢失前者。要高尚的品格还是要非分的利益，看来是一个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事情。一个人总是根据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价值观念对二者做出选择，而人们也总是根据一个官吏的行为选择对其进行判断和评价。
对于优孟讽庄王及其歌词，我们有如下一些看法：第一，贪吏得到了非分的利益，注定得不到好的评价和名声，廉吏得到了社会对其高尚品格的认可，却未必得不到应有的利益。优孟讽庄王及其结果表明，即使社会没有建立起对廉吏健康正常的激励机制，人们也会乐于对他们的利益短缺予以补偿，而贪吏的短缺必定成为他们永远的遗憾。第二，廉吏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惠及儿孙，却留给了儿孙可以引为自豪的堂堂正正的人格形象，留给了他们奋斗求生、自立成才的客观条件；贪吏虽能留给子孙无尽的物质利益，但却部分地剥夺了他们本应具有的奋斗自立的客观条件，留给了他们一个龌龊的祖宗形象，使儿孙们失去了一些挺胸做人的自豪。第三，贪吏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是极大的，社会总是希望为官者做廉吏而不做贪吏，但不应仅仅把这种愿望寄托于道德的审判和良心的谴责上，而应该形成一种民众参与监督的机制，借法制的手段实现这种愿望。
西汉宣帝时的贤臣疏广曾将皇帝所赐巨金散与故里乡亲，转告子孙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汉书·疏广传》)清人林则徐发挥此意说：“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有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有财，则增其过。”这些思想正与我们上述看法相吻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