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时的发展期过后到战国中期临近这一较长期间内，秦国的发展呈停滞状态，甚而有所倒退。先是晋国霸业的存在阻隔了他们东向发展的通路，它与晋多次交战以失败为多；其后是强大的东邻魏国夺取了穆公时就已得到的河西之地。这期间的十余位君主苟安思想和自卑思想较强，没有大作为的气魄和勇气，不敢作出乘晋国忙于南线战事之机打出桃林塞的战略主张，有时仅仅能做到借川狭山险的地理条件实现自我保护，河西失守是其数代积弱的结果。
秦国的大发展是在临近战国中期的秦献公之后。秦献公曾在东线取得过一些局部性的胜利，带着远未改变本国积弱面貌的遗恨而谢世。二十一岁的秦孝公于公元前361年即位为君，布告国中说：“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史记？秦本纪》)这位满腔热血的年轻君主耻于国势衰弱，发愤继献公之遗志，振穆公之雄风，以造就一个强大的秦国。为此，他在执政期间相继采取了四项战略性措施：第一，下令招贤。人才是强国的根本，孝公下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授以尊官，封之大邑。”(第八十六回)他以高官厚禄吸引人才，于是有商鞅自魏投秦，秦国获得了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在列国争雄中立刻占有了人才优势。第二，坚决而果断地支持商鞅的变法改革。秦国长期衰弱、国势不振，这是对现有经济政治制度不合时宜性的最好说明。继续沿用这种制度自然没有多少内部阻力，但下滑的道路，行之虽有轻而易举之利，却导引人们走向幽暗的深渊。为了国家的振兴，这里必须暂时拂逆众人的心理惯性和思维惯性，为了先祖的事业，这里要破先祖之法。下滑还是向上，转折就在这里，这里要作出关系国家盛衰存亡的战略性抉择。以奖耕劝战和加强中央集权为重要内容的新法被执行许多年后，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明显提高，国家的政治运行机制更适用于战争的需要，于是，秦国拥有了争雄列国的雄厚资本和优越的体制。第三，迁都咸阳。变法见效、国势初张使秦国君臣对未来树立了高度的自信，他们已不屑于在一隅雍城自安自保，要向东征服天下，因而及时进行了一次面向东方的战略挺进，这是当时秦国胆略和魄力的明确显示。第四，军事上向东推进，开始征服列国。战国以来东邻魏国最强，秦国拥有雄厚的实力后，乘魏国在东线马陵的失利，及时出兵伐魏，攻占吴城、夺取西河(今晋、陕间黄河左右)，直逼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迫使魏国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秦对于魏的军事胜利，打通了东向发展的通道，完成了征服天下的重要一步，也取得了对列国的威慑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