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楚国从共王开始出现了内政腐败的迹象，至战国末期被秦攻灭前，其腐败现象不断加深。楚政腐败首先突出地表现在高级官员不顾国家利益而贪鄙索贿。楚成王时的令尹子文精诚为国，楚庄王时的令尹孙叔敖以廉洁而著名，他们都是春秋时的名相。而后来楚共王时的令尹壬夫一上台就向臣属国索贿，一度逼得陈国投靠晋国(见第六十回)。楚平王时的大夫费无极败坏朝政、离间君臣、谗杀伍奢和伯郤宛，逼走伍员(见第七十一回、第七十四回)。楚昭王时的令尹襄瓦为索取蔡君的美裘和唐君的名马，以通吴之罪为借口扣押二君，最后逼使二国投吴(见第七十五回)，由此引发了楚国的外交危机，为吴所乘。楚怀王时的宠臣靳尚、熊兰暗结秦国，危害国家(见第九十二回)，以致三闾大夫屈原产生了“举世混浊”的感觉，甚至因洁身自好而难在朝中容身，只好以投江求得解脱。考烈王时的令尹黄歇与其门客李园互相倾轧，狼狈为奸(见第一百三回)。楚国自春秋后期起几乎没有出现过子文、孙叔敖那样品行高尚的高级官员。楚政腐败同时还表现在国家的冗官闲吏和特权贵族太多，他们奢侈无度、败坏国风，在分配上挤占了下层民众和士兵的利益，压抑了他们为国家效劳的热情。战国初期吴起想通过变法来改变这一情况，但壮志未酬遭射杀(见第八十六回)，寄生于社会的赘瘤终未被割除。楚国政治腐败而当政者未能下决心根除，这成为楚在战国争雄时代走向衰弱的深刻原因。
第四，战国时代，韩、赵、魏分晋代立，春秋晋楚争霸的政治主格局消失，链式政治关系遂不存在，但楚国君臣的思想迟迟看不到这一历史转变。他们与秦联姻，仍旧对秦抱着昭王复国时的好感，楚怀王时的君臣绝齐而亲秦，怀王又误入虎窟，连连受秦欺诈，失尽国威(见第九十一、第九十二回)。楚人对社会变化反应迟钝，战略思想滞后时代，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
第五，战国后期楚国当政者怯战苟安思想严重。在秦国的兼并面前，他们不敢稍振大国之风，积极参与合纵抗秦，往往是闻战而遁或是稍战即溃。春申君黄歇当政时，无心抗战，将国都东迁寿春，以求苟安(见第一百三回)，拱手放弃了西部大片国土，割楚国身上的肉以养强秦。
楚国以自身的发展冲击了以周室为核心的中原一体的政治格局，促进了这一政治格局的分化与解体；在争战中实现和加速了“华”“夷”文化的交流，最终打破了传统的狭小种族界限，拓展了华夏族的范围。当它生气勃勃地撞击了原有政治格局，并跻身于华夏族之后，由于诸多原因，它又无可奈何地衰落了。它自身所具有的一切特质自然地融于一个大民族的血脉。敢拟小诗明其得失：
自认蛮夷，敢践王纲;
扬威中原，仁德渐彰。
北定霸业，东线失防；
朝政腐败，贤才投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