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楚成王时,楚国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已完全确立,他及时确定了北上争霸的战略,开始为参与中原政治创造条件。楚国当时以争取中原政治的领导地位为目标,以中间地带的中小国为用兵重点,向北连续进行军事出击。楚国北向发展的战略引起了北方诸国的高度警觉,他们在北方拥立一个大国并在其领导下进行自我保护和军事对抗,形成了北南对峙的政治局面。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是楚成王北向发展中先后遇到的三个政治对手。慑于齐桓公八国联军的威势,以召陵盟师为标志,楚成王对齐桓公作了有条件的让步;盂之会和泓水之战,楚成王取得了对宋襄公的重大胜利,他组织会盟,已开始取得了对中原政治的参与权与局部领导权;城濮之战使楚国的北向发展在晋国面前暂时受挫,然而,北南对峙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楚成王确定的这一战略被楚国后几代君王所接受并继续贯彻;楚穆王后来组织厥貉之会,表明楚国对中原政治的参与权进一步加强。
第三,楚庄王在前几代长期北向争霸的基础上,发现了中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他在以武力逞威的同时,积极吸收了中原文化中的仁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北南文化差异,促进了北方诸国对楚国的民族认同感,为扩大并巩固楚国对中原政治的局部领导权作出了极其重要的战略选择。楚庄王率兵攻灭了陈国,不久即听从大臣申叔时“蹊田夺牛”的劝谏,为陈复国。他在攻破郑国时闻听城内哭声震地,即下令退军十里,并向诸将解释说:“郑知吾威,未知吾德,姑退以示德。”(均见第五十三回)楚庄王武、德并重的战略方针的实施,加深了楚对中原诸国的政治影响力,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附,楚国的政治势力发展到了最高阶段。
第四,楚国的几代君王对北方强国都有不同程度的避战思想,楚康王时的弭兵之会把这一思想发展到顶点并作为公开的战略方针。楚成王在召陵盟师时对齐霸有条件的让步,实是避免与齐正面决战。城濮之战前他一再告戒前方领兵元帅成得臣不可轻战,可和则和。原令尹子文认为:“若讲和而退,犹不失南北之局也。”(第四十回)这实是楚王心迹的表白。楚庄王在邲战之前赞成退兵避战,邲战取胜之后,他仍认为“晋楚终当讲和”(第五十四回)。楚共王时,楚有鄢陵之败,尤其是东方吴祸之起,共王认识到:“晋未可与争。”(见《左传?成公三年》)晋楚长期争霸,双方各有优劣,各自存在的严重问题在争霸后期逐渐暴露,双方均看清了谁也吃不掉谁的局面。为了避免自身的无谓消耗,楚康王与晋国举行了弭兵之会,公开实施平分霸权的战略。历史总是沿着各政治集团的合力方向发展,平分霸权是楚国与北方大国长期争霸在当时所能达到的较理想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