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国家政权的世卿，其政治立场发生演变，成了原政权结构中的反对因素，由他们所引起的最终改变原政权结构之性质的行为有如下特点：他们对政变最终目的的认识常常是不清醒的、不自觉的，甚至要经过数代的实践才能认识清楚。那些开始意识到与公族的矛盾并以废立君主的方式解决矛盾的政治人物，仅仅是抱着保护私族利益的简单目的，有些甚而是抱着为国家择立贤君的笃诚愿望而行动的，如晋国赵盾执政时，纵容族人赵穿弑灵公立成公时，不失为国立贤的诚意。当私族势力的壮大与公室利益形成尖锐矛盾时，当事的政治人物才开始意识到了自我利益的独立性，才自觉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并未产生改变国家政权结构的政治愿望，如“三桓”弱公室、陈无宇施惠结民心之时，不能说他们就有了夺取国政的愿望。及到私族势力远远大过公室势力，国君仅仅成了政治仪式中的一个摆设时，强臣才有了攫取国家政权的愿望，而他们这时却并不考虑自己的先祖曾经是怀着多么笃诚的愿望去治政的。
替代公室的世卿私族，每一代人都为眼前的政治态势所驱动行事，不曾意识到他们世代相继的政治行为是在完成着变更国家政权结构的重大政治工程。一方面，国家政权结构的必然性变化，亦即社会政治运动的历史铁律寓于他们不自觉的政治行为中；另一方面，他们政治行为的不自觉性，决定了其变更政权结构之历史任务的整个完成过程，总是充满曲折，夹杂倒退，表现为复杂长期的历史进程。人们只能通过一个大的历史过程才能看清每代政治人物的历史活动，包括改变政权结构活动的历史作用，如果单是一事一议地孤立看待其活动，往往会因为当事人政治目的的自利性和模糊性而抹煞其应有的历史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