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的赵、韩、魏三家都是春秋前期受封的卿大夫，对晋国的创霸和守业均树大功，长期参与国家政权。从春秋中后期始，袭职执政的赵盾在辅佐公室的同时暗中发展私族势力，昏庸无能的晋灵公欲将其剪除，结果谋刺未遂，陷害未逞，晋灵公反被赵氏族人赵穿设计杀害。后来，晋景公利用朝臣间的矛盾几灭赵氏之族，而十五年后，赵盾的政治追随者韩厥在朝得势，经其竭力举荐，赵武又得参政。晋悼公的亲弟杨干曾率一支兵卒私自加入出征军队之列，司马魏绛认为是乱了行伍之序，给予了严厉惩罚，悼公闻讯后认为“魏绛辱寡人之弟，如辱寡人”，准备杀掉魏绛，但有许多官员前来说情，悼公最后表示：“寡人不能教训其弟，以犯军刑，过在寡人。”(第六十回)他以罪己的方式了结了此事。魏绛严格执法自然是利在国家，但他敢于加法于君主之弟；有许多大臣拂君意而为之说情；君主以责己了事，都说明了当时君主政治地位的下降和私族势力的上升，证明晋国政权结构的重要变化。韩起执晋国之政时，可以越过君主干预从属国的政事，君主对其听之任之。吴国的季札曾去晋国游历，他当时已看出了“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的必然性结局。春秋后期，晋国有六家非常强大的私族，称为“六卿”，约公元前513年，“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约公元前496年，晋定公利用朝臣间的矛盾，借故围攻赵鞅于晋阳，韩魏共为赵鞅说情，定公惧三家之势，无奈罢兵。约公元前457年，三家与智氏攻灭并分占了六卿中的范氏、中行氏之地，晋出公怒其私分，欲联合齐、鲁以伐四卿，四卿反攻出公，出公兵败后弃国奔齐，死于路上。后来，三家灭智氏，分占其地。“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以上参见《史记？晋世家》）晋国政权结构体中各要素间的主从关系已明显地颠倒了过来，政权结构至此已改变了性质。到公元前403年，周王册封三家为诸侯，三家从旧政权结构的外壳中彻底挣脱了出来。
齐国在桓公创霸时，陈厉公之子完前来奔投，被任为工正（掌百工之官），参与国政。春秋后期，齐景公执政时，陈完的后代陈无宇任齐国大夫，他与世卿鲍氏联合攻灭了国氏、高氏，分其家财，又用大斗借出小斗收回的办法施惠于民，笼络民心，结果民心归附，形成不小的政治势力。齐景公死后，其幼子荼在国氏、高氏的辅佐下继位，大夫陈乞挟持右相鲍牧发动政变，扶立景公长子阳生为齐悼公，其后挑拨悼公杀掉鲍牧，独相齐国，陈氏权势益重。春秋末期，齐相陈恒为了应付吴王夫差的讨伐，鸩杀悼公，立齐简公。陈恒见简公立左相以分自己之权，而齐国诸大夫对自已手握重权也颇有不服，遂欲打击朝中反对势力，他与代表鲁国利益的外交活动者子贡达成密约，故意导引伐鲁的齐军挥师与强吴相对抗，汶上一战，齐国折兵损将，损失惨重，陈恒借此达到了“弱诸臣”的目的。及吴国被越所败时，陈氏在齐国已感到“外无强敌，内无强家”，造成了“齐都邑大夫宰，莫非陈氏”的局面(见第八十二回)。陈氏与齐简公的矛盾一度激化，公元前481年陈氏通过武装政变杀掉齐简公，另立了一个傀儡齐平公，齐国政权结构的性质发生了裉本变化，到公元前386年，陈氏正式列为诸侯。
春秋后期，宋国世卿华氏的势力也开始强大起来，宋元公谋于公子寅等大臣，欲除掉华氏，作事不密，华氏闻之欲先期反叛。华亥称病不起，群臣皆来问候，华亥将公子寅等人诛杀之，又囚禁了宋元公的几个心腹之臣，迫使宋元公与华氏互送人质。后来，宋元公乘华氏无备将其攻败，华亥逃奔陈国，而华氏的党羽又迎回了华亥，居地反叛，对抗公室，且向楚国请来救兵，后因晋国出面干涉，华亥一行退至楚国。宋国新兴势力的这次政变未能取得政权，但是也足显新政治因素在国家内部的强盛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