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在春秋前期分封了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称为“三桓”，三家同参国政，辅助公室。春秋中期，鲁国推行“初税亩”的新农业经营方式，“三桓”势力由此受益而迅速壮大，约三十年后，三家以扩充军队为名，开始瓜分公室，经过几次争斗，公室势力日衰，季孙氏的势力很快发展，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不堪欺辱，率兵众讨伐季孙氏，鲁大夫子家驹劝谏昭公说：“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认为季氏的党徒很多，他们会联合起来抵抗，建议赦免季氏，昭公不同意赦免，结果“三桓”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互相支援，联合把鲁昭公驱逐出鲁国，鲁昭公在外流浪数年，客死异国，鲁国另立新君。直到春秋末期，“三桓”与公室的矛盾仍然有增无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公元前467年，鲁哀公想借用越国的力量讨伐“三桓”，“三桓”攻打哀公，哀公出奔到卫国，不久死于国中。到了鲁悼公为君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如三桓之家”(参见《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国公室与三桓的长期争斗，反映了该国政权结构中异质政权要素的必然摩擦和碰撞。
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传统的礼仪制度保留较多，这对维系原政权结构的稳定性无疑是有作用的，因而，鲁国作为体现时代特征的新的劳动经营方式出现较早的国家，直到公元前249年为楚所灭，一直没有发生以臣代君的情况，新质政权要素即使强大到可以任意主宰政权命运的地步，也没有完全抛弃原政权结构的外壳。传统的礼仪制度及观念在鲁国根深蒂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能摆脱这种现实的客观环境去恣意妄为。尽管这样，异质政权要素在政权结构中的对抗和斗争也照样呈现出激烈的场面。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的末尾感慨鲁国说：“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他对这种礼恭行暴的政治现象感到迷惑。其实，礼恭是历史的承袭，行暴是现实矛盾的表现，现实可以承继历史，历史却扭转不了现实，现实的政治在历史的惯性中依照本身固有的规律而运动。各种政治势力要争取自身的地位，无论其外在表现如何，其根本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