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心的母亲望着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但看上去明显比自己年轻很多岁的老师，犹豫着点点头。她没有主见，穷困使她无论什么时候仅仅担心家里的生计，其余的事情根本顾不上考虑，甚至连孩子生病的时候也仅仅是吃几片药硬生生扛过去，从来都不去医院看看。刚来省城的那一年，最小的儿子脚上生了冻疮，一整个冬天小脚丫都肿得如同一块番薯，不停地往外面流着脓血，除了涂抹一点红霉素软膏之外，她没有在意，依旧每天忙着扫大街，摆那个给人家称体重的小摊子。直到那一年春节刚刚过去的一个傍晚，她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儿子张士心抱着弟弟站在小巷口上等待娘亲回来，小儿子面色苍白，气若游丝，小半截舌头露在嘴巴外面变成了绛紫色。那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出门摆摊，她的小儿子在冰凉的床头躺了一天，身子底下尿了一摊很大很大的尿。那孩子五岁以来第一次尿床，也是最后一次。她撕心裂肺地呼喊，抱着孩子疯了一样冲到车站，在开往城区的惟一的一趟公共汽车车站上连天价号叫，希望那些疯狂挤车的人能让她先上车，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个疯子一样披头散发的女人。第二天清晨，她和丈夫抱着已经死去的孩子走过冰雪飘飞的长街，走向火葬场，泪水冻结在脸上，一点都不冷，心如同被绞碎一样痛得她呼吸困难。孩子太小了，烧掉之后连一丝骨灰也没有剩下，剩下的只有清晨火葬场上空凄厉的哭声和一缕白烟。那孩子死于败血症，脚上的冻疮最终夺走了孩子的命，也榨干了母亲所有的泪水。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决心再也不耽误孩子的病，但在清贫的生活面前，这样的决心同样软弱无力，小女儿士萍有一阵子天天发烧，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奄奄一息，她又呼号着把女儿送到了医院。如果再耽误一两天，肺结核就夺走了士萍的命。现在，面对孩子上学，在本来就艰难到了极点的生活和孩子前途面前，她不知道怎样选择。实际上，就算她很明白该怎样选择，她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本来应该做出的选择。她不能随随便便给孩子一个承诺，因为她作为母亲，不能把给孩子的承诺变成现实。
孩子上了十二年学，除了最初的那几年，之后就连铅笔也不曾朝母亲要过一根。一管钢笔从小学用到高三，不知道是否还能很顺当地用，但她不止一次看见那支散头钢笔在儿子的中指上垫出了一个厚厚的茧子，漏出来的墨水常常把孩子的手染成蓝色。她从来没过问孩子的学习，也不知道高中上学每年还要交纳几十块的学费，儿子没要过，她也没问过，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敢问，她害怕学校没完没了地收钱。
但她深深爱着自己的每一个孩子。从十九岁有了第一个孩子，二十年过去之后，儿子都二十岁了，她几乎没打过孩子，连责骂都很少有过。除了唠叨，她就只会默默付出。她不认为那样的付出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行为，在她看来，那仅仅是自己的本分，一个母亲的本分，一个妻子的本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