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战时陪都重庆霜雾笼罩，寒气逼人，一阵阵西北风打着呼哨，从湍急的嘉陵江上刮过，在山城的房宇、树梢上肆意虐行。上午8时，戒备森严的重庆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驶来，车停后，走下三男一女，一个个神情慌张，东张西望，注视各方面的动静。不久，一辆黑色小轿车又疾驰而来，从车上又走下三个人，这前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及老婆陈璧君、秘书长曾仲鸣等一伙。他们此刻是乘蒋介石在中央礼堂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之机逃出来的，准备乘机直飞昆明，与早先等在那里的周佛海汇合，再飞往河内，去投降日本侵略者，充当可耻的汉奸的。早在抗战开始的时候，汪精卫就散布亡国论调，为其降日反共作舆论准备。1937年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大弹民族失败的低调，说什么“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8月4日，汪精卫又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反对抗战，鼓吹对日求和，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我们不掩饰，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汪精卫还竭力宣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并以他为中心，聚集起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一帮人，由于他们鼓吹民族失败主义和亡国论，人称“低调俱乐部”。
1937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大唱日、满、华携手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滥调，引人注目地改变了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说什么“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
对近卫声明，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发表演说，表明了坚持抗战的决心。而汪精卫则认为时机来到，便加紧同日本联系，还指使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进行密谈，并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协定，同时还拟定了汪精卫潜逃投降的行动步骤。汪精卫此时出逃正是按计划行动的第一步。
汪精卫等人到机场后，因飞机要加油，迟迟不能起飞，他们只能在机场等候。汪精卫心急如焚，当机场官员请他到高级候机室休息时，他谢绝了。他表面上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慢悠悠地在寒风刺骨的机场停机坪散步。
好容易熬到飞机起飞，恰逢空军司令员周至柔也搭乘这班飞机，为了在汪精卫副总裁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飞机技术，周至柔走进操纵室亲自去驾驶飞机，这一下不打紧，却使汪精卫惊魂不安。他知道周至柔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心中猜疑，是不是蒋介石已知道他的行踪，派周至柔前来监视，故意让他上了飞机后，再驾驶飞机回重庆，想到这里，汪精卫不禁面如死灰，全身冷汗直冒，一副束手待毙的狼狈相。实际上，周至柔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情况，也没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更没注意到汪精卫一伙的神色，纯粹是为了讨好汪精卫。等他过足了驾驶瘾，从驾驶室走出来，回到自己座位上时，汪精卫一伙才感到虚惊一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