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杨杰出任驻苏联大使，他为争取苏联对华支援作了很多努力，也颇有成
效。但由于他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评价客观，引起国民党内亲美派的不满
，1941年被免职回国。回国后，他仅只保留了军事委员会顾问头衔，没有任何职务。杨杰郁郁不展，闲居重庆，一头扎进军事国防理论的研究中，先后写下了《孙武子》、《苏联的国防政策》等书，他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
杨杰的主张，深得国民党内正直人士的赞成。这一时期，程潜、冯玉祥、邓锡候、刘文辉、卢汉、李济深，杜建时等人常来他家，一起议论时政，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此时，杨与中共南方局有了联系，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支持下，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等人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由于杨杰曾是陆大校长，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的言论在国民党党、政、军界都有很大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不安，逐步发展为对他产生戒备与仇恨。这样，特务对他的监视一天天严密，跟踪也一天天加紧。杨杰在重庆无法活动，便借口养病，回到老家昆明。
这一幕幕往事，对杨杰来说，是如此亲切，又如此辛酸。他不禁想起明朝大将戚继光的诗句：“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身”，自己一心一意为蒋介石效力，却落得没有容身之地的下场。只有家乡，对自己永远敞开着胸怀，这一回来，他感到心情舒畅了许多，他决心在家乡组织进步势力，使云南形成一个反蒋的基地。想到这些，望着窗外如画的景色，他舒心地笑了。
抗战胜利后的昆明，民主空气异常活跃，无论是民主党派，或是地方实力派，还是一般老百姓，都十分痛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特别是战后，蒋介石自持实力强大，公然违背全国人民意志，发动内战，更为昆明各界人士普遍反对。这里的民主人士经常举行“星五聚餐会”、“丙戌聚餐会”等等，进行反蒋串连。杨杰回昆明后，经常参加这些活功，向各界人士进行反蒋宣传。
杨杰工作的重点是云南省主席卢汉，当时，卢汉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他一方面
看到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想为自己留条退路，因此对中共云南的地方组织表示亲近，允许昆明报刊刊登毛泽东的文章及新华社的新闻、评论等；另一方面，他对共产党是否真能打败蒋介石还有疑虑，同时又畏惧蒋介石的狠毒，因此对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又敬而远之。
杨杰到昆明后，首先去拜访了卢汉。卢汉十分客气，他佩服杨的学识与军事才华，但又怕与杨交往而引来麻烦，因此只限于礼节上的应酬，而不愿与杨杰交心。
杨杰并不灰心，他利用与卢汉同为云南老乡的关系，再次造访，与卢汉坦诚交谈。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国共两党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共产党的胜利与国民党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一席话说得卢汉心悦诚服，以后，他主动邀请杨杰到家里密谈，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白天谈了，晚上再接着谈，越谈越投机，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