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将《柳文指要》一书作为纪念品，送给了尼克松，尼克松带回美国后，将这部书收藏在白宫国会图书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出现要打倒刘少奇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的逆流，章士钊认为，不应该随便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便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久，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信中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随后，章士钊夫妇得到了政府的特别照顾和保护，没有受到冲击。
1973年春，章士钊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内心萦绕的，仍是祖国统一大业，他常说：“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能够完成，等身体稍好些，我还要到香港去，还要去会一些老朋友。”
4月份，章士钊感觉身体、精神状况都不错，便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前往香港探亲访友，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他的愿望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亲自为他赴港作了仔细安排。
5月25日，章士钊老人面带喜悦，来到机场，他一眼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这是一般人难以享受的待遇，老人感动了，顿时眼圈湿润，他握着总理的手，表示这次去港，一定要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一定要有所成就。
章士钊到香港后，先见到了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人，故旧见面，颇多感慨，都为50年代那次没有成功的谈判感到惋惜，并表示要继续为祖国统一尽力，通过各种途径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
但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便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再加年事已高等原因，到6月下旬便病到了，而且一病不起，迅速转重，虽经香港医生尽力医治，却终不见好转。6月30日，章士钊病情恶化，持续高烧，渐不能言语。老人自知难以生还，他示意家人拿来笔和纸，然后伸出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几句话：“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不久，便处于昏迷状态。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医疗队紧急赴港，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医疗。然而，当医疗队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凌晨与世长辞。他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章士钊逝世后，香港各界举行了公祭，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国民党故旧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深切悼念这位国民党的元老，表示要继续老人未竟的事业，早日促成祖国统一。
章士钊的骨灰由专机运回北京后，7月12日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等出席了追悼大会。郭沫若致悼词说：“章士钊先生解放前夕为国共和谈奔走……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始终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这是对章士钊最恰当的评价，也是章士钊内心最真情的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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