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很长一段时间自称要“闭门思过”，深居简出，不与闻政事。在家里，何应钦除了看书、写文章外，还迷上了高尔夫球，整天沉湎于个人的戏游与玩耍中，完全成了个老顽童。他的这番苦心十分明显，要蒋氏父子相信他已远离政治，不会介入台湾的人事纷争之中，不会造成蒋经国“太子”上台的阻力。
果然，蒋介石也确被其表面现象所迷惑，再加上，蒋也念及多年来与何应钦的交情，考虑到他对蒋家政权多少有所贡献，另外，何应钦年已六十，且抽身自退，不能构成对蒋经国的威胁。这样，蒋介石虽然在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中将何应钦排除在外，但还是给了他一个荣誉性的职务，让他担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随后，又给他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的虚职。这两个部门，都是蒋介石安抚国民党元老的“冷衙门”。然而何应钦对此安排十分感激，因蒋介石毕竟没有拿他开刀，让他这个“福将”之星存留下来了。
为了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感激之情，何应钦不仅心甘情愿地安居“冷衙门”，而且还要抖擞精神，继续替蒋氏政权卖命。他不断地在台湾发表文章、演说和谈话，吹捧蒋介石，鼓吹反共、反攻大陆。
1950年9月，何应钦发表《从抗战胜利展望反共抗俄战争的前途》。文中大肆宣扬：“今天我们反共抗俄的战争，就国家的立场言，是为独立自由而战，就人类言，是为正义和平而战。”1953年10月，何应钦发表《蒋总统的伟大人格》，肉麻地吹捧“蒋总统不仅是一位天才军事家，而且具有政治远见”，鼓吹“在蒋总统领导下，完成反攻复国任务”是不成问题的。正是这种顽固反共的态度与拍马逢迎的献媚，使得何应钦与蒋氏父子的关系能比较和谐地维持下来，他在“冷衙门”中的这些荣誉性的职务也才得以保持三十多年。
何应钦不光发表文章，为蒋介石献计献策，而且还身体力行，为蒋氏父子效力。朝鲜战争爆发后，何应钦以陪同夫人王文湘赴日治病为由，以私人身分访问日本朝野，各方游说，希望日本尽快同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对抗共产党中国，跨出了联日反共的“国民外交”运动的第一步。由于何应钦的努力，促成了后来《日台和约》的签定，到50年代中后期，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使日台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蜜月。
1961年，何应钦召集一些无聊文人进行座谈。会上，他大讲自己一生“反共”的“经验”及共产党的所谓“暴行”，并授意这些文人以此为素材编成话剧剧本。
剧本完成后，何应钦仔细进行审阅，并亲自动笔修改，将剧本定名为《龙》，然后由政府出资，交由话剧团排演。排演后，何应钦不辞辛苦，亲自率领《龙》剧组出访国外，先后在瑞士、挪威、瑞典、丹麦、西德及美国演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