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12时，段祺瑞派他的儿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前来北京饭店，说是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不得不强打精神，亲自到客厅与之应酬，他告诉两位使者，说自己病体未愈，暂不能多为劳顿，大约需过十几天后，才能够与段祺瑞晤面。段、梁两人诺诺称是，转告了段祺瑞的新年问候，并虚情假意地请孙中山多多保重身体，一会儿便告辞了。为表示答礼，孙中山也派汪精卫到段祺瑞那儿贺年。表面上，双方礼尚往来，温情脉脉，实际上，段祺瑞已在暗中玩弄阴谋，企图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孙中山一眼看出段祺瑞一切“盛情招待”不过是表面敷衍，因此，他命汪精卫出面辞谢段的招待。汪奉命后，即致函梁鸿志，表示：“顷奉中山先生面谕，此次来京，承执政盛意，预备行馆，招待殷渥，至深铭感！惟念国事艰难，库款拮据，受此厚贶，心甚不安，特命弟转达座右，敬祈向执政深致谢意，并请自今日始，所有行馆内一切膳食、零用及汽车等项，概由敝处自备，不必仰劳招待。”委婉地辞谢了段祺瑞的招待。
果不出孙中山所料，段祺瑞的一切甜言蜜语，殷情盛意都是假的。孙中山还在北上途中，段祺瑞就发表致外国使团书，说什么“外崇国信”，就是要尊重历年来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企图以此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
现在公开扯下假面具，提出要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来解决国事，以此和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相对抗。
按照段祺瑞公布的《善后会议条例》，出席会议的代表几乎都是由执政府指派的军阀、土匪、买办、土豪、劣绅等，甚至连炮轰总统府、反叛孙中山的陈炯明的名字也列上了，而人民团体的代表，则一个也不能参加。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孙中山的极大愤怒，他当着段祺瑞的两位代表叶恭绰、许世英厉声斥责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在正气凛然的孙中山面前，叶、许两人不敢出声，好久，才讷讷地劝孙中山不要太激烈，免得激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这一说，孙中山更是火冒三丈，他一下子站立起来，气恨恨地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叶、许两人吓得再也不敢说话，只好十分尴尬地离去。
这时，国民党中有些右派人物劝孙中山放弃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与段祺瑞合作，参加“善后会议”，孙中山态度十分坚定，他断然拒绝向段妥协。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批评了“善后会议”的谬误，同时提出两项补救办法：第一，兼纳人民团体代表；第二，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而最后之决定权，应由国民大会行使。但是，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一意孤行，于2月1日悍然召开“善后会议”。
面对段祺瑞的凶焰，孙中山毫不退让，指示中国国民党抵制“善后会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国民党当即发出宣言，反对“善后会议”，号召“人民团体自行制定国民会议组织法”，以产生真正的国民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经过多方努力，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对抗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在反对段祺瑞的斗争中，孙中山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北洋军阀的面目看得更清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