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冯玉祥的思想在前进途中发生了逆转。溃不成军的国民军能得以重建，并顺利平定甘陕，获得节节胜利，冯玉祥是感激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因此他在军队中安插了不少共产党员，政治、党务方面的工作事事与乌斯马诺夫、刘伯坚商量。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多人遇难，冯玉祥闻讯哭之甚哀，在潼关国民军总部召开追悼会，并电令各部队、机关举行大规模追悼活动。这一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被免职。此后蒋介石派说客滞留冯玉祥处，使冯玉祥深信蒋是“革命的中坚分子”，并把宁汉分裂看成“仅系一二人间之误会”的人事纠纷。在5月潼关会议上，他不同意“倒蒋”口号，主张“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致，打倒军阀，万不可自相水火。”对共产党的态度，冯玉祥在这年6月起了明显变化。
6月郑州会议前，冯玉祥轻信一些人的诬蔑之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不是理解的。他曾斥责农民协会凶横不法，擅行捕人杀人，草菅人命。农民抗租抗税也与冯军征发给养产生过矛盾。妇女运动在他眼里成了“她们所会的，就是骂父母，骂丈夫，讨厌儿女，讨厌家庭，动不动就离婚。以这些为自己不落后与真革命的条件，我实在不敢苟同。……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因此对于她所提的口号也不能同意。”(冯玉祥《我的生活》)。而在郑州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的上层分子，在会内会外大讲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破坏国民革命，对共产党肆意诬蔑。特别是何键的煽动，促使冯玉祥从对共产党不满变为反对共产党，进而发展到公然与国民党反共势力合伍。由于看到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反共上的一致，冯玉祥便做了宁汉双方的调停者。在“清党”中，冯玉祥解聘了乌斯马诺夫，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专车遣送武汉。尽管他措辞婉转，规定“惟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禁闭，不准枪杀打罚”，并礼送苏联顾问鲍罗庭等人出境，但他这时已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已经结下了巨大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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