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坚决谴责蒋介石的依赖国联、媚外误国和不抵抗政策，对帝国主义本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在答复熊希龄的通电中说：“宰割弱小民族之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任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工具而不侮。”10月21日，他又发出通电，提出抗日救亡的十三项主张，即：（一）备战和鼓舞军心；（二）起用革命有功人员；（三）恢复党的民主制；（四）首都迁于适当地点；（五）恢复民众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恢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六）厉行减缩政策，裁并骈枝机关；（七）实行财政公开，应用预、决算制度；（八）严定官吏渎职贪污之惩戒条例，以清吏治；（九）拟定生产计划，以合全国人民之必要消费为原则，国家经营对外贸易，奢侈品由国家专卖，并加以购买之限制；（十）严征累进之所得税及遗产税；（十一）规定公务员之最高薪及农工之最低薪；（十二）制定社会保险法，专设机关以实际执行；（十三）改正教育计划，使人民有平等受教育之机会。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2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后分兵入侵平、津及察哈尔。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劝说下从泰山移住张家口，与吉鸿昌等人一起组织了有6个军、1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其旧部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蒋、汪得知冯玉祥准备抗日，大为惶恐，先是接连遣人游说，继而以官相许，最后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命令进行威胁。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不受利诱，不惧威逼，挥师北进，6月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收复宝昌；同日迫使刘桂堂反正，进逼多伦。抗日同盟军与敌人血战五昼夜，毙敌千余，收复多伦。时间不长，察北各县全部光复。正当抗日同盟军积极准备收复东北时，蒋介石、何应钦调集16个整师、8列钢甲车、两队飞机包围张家口，封锁平绥线，并展开“银弹攻势”，以利禄引诱抗日同盟军中部分将领，挑拨冯玉祥与其旧部关系。冯玉祥不得不抱恨离去，抗日同盟军宣告结束。对这段历史，他在第二年写的《抗日周年纪念》一诗中作了记述：“察哈尔竖起了抗日旗，六月二十日出兵收失地。没到一月康、宝、沽、多全克复，多伦血战后又向敌追击。这时候有人说我们是赤化，又有人指我们为叛逆，要我去做垦务督办，要我去做训练总监。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懂的！只要我不抗日，什么官都可以商量计议，我明白了他们一贯的主义！压迫我们是为帝国主义吐气，使我不能不把张家口别离。……”
在八年抗战中，冯玉祥曾任第三战区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与日作战，斩获甚多；他开办过“三户印刷所”，出版了包括《列宁全集》、《论持久战》等在内的大量革命书刊，积极宣传抗日；他创立了利它社，力图为抗战服务，并利用基督教会组织联系教民共同抗日；他还以自己卖字献宝、游说演讲的行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发动献金救国运动。此运动捐献金额(除实物外)前后达黄金23000余两。
献金运动开始时受到普遍拥护，但以后由于各地认购，出现苛捐杂税性的强硬摊派、催逼，运动失去了原先的意义，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引起人们怨忿。所以有些地方流传着一句话，“冯玉祥一到，鸡飞狗跳！”献金运动得来的钱最后也落入了蒋介石的口袋，不知去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