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政治诱降策略的引诱下，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反共”的路线。1939年3月，他在宜川县秋林镇召集所属师长、独立旅长、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军政官员会议（亦称为“秋林会议”），其目的是为他准备降日制造舆论。会上他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并美其名曰为“二的哲学”、“惟中哲学”。他还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存在就是真理”，“抗战只是手段”。高喊要“无条件的存在”，“一切为了存在”，“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在会议上，新军和旧军（正规军）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执与摩擦。阎对“决死队”的负责人劝其“不应以防左的口号排斥了成千成万热心参加抗战的青年”大为不满，说：“我们是讲对错，不分左右。十五的月亮是中，是对，过与不及是左是右。今日中国，应该在‘抗战到复兴’上求十五的月亮，不要找上旬或下旬之右或左。抗战是手段，复兴是目的，求抗战的十五月亮，更进一步求复兴的十五月亮，才是今日对错的标准”。他早已视“决死队”为投降的最大障碍，把“决死队”污蔑为“叛军”，实行讨伐。会后，他迫不及待地传见各区军政人员和“公道团”系统的人员，分别安排摩擦斗争。同时，在“牺盟会”、“决死队”和比较进步的专员、县长中间进行争取和分化。随后，又组织“突击队”、“精建会”等许多反动团体，散布谣言，破坏决死队，打击“牺盟会”，使新、旧军摩擦一天比一天大。10月，他授权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和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把反共将领一个一个地找来授意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的合作，我晋军将无立足之地，只有消灭“决死队”、“牺盟会”，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中日提携办法，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他在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后，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戎伍胜、雷任民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了共产党员薄一波等人的坚决抵制。
12月，阎锡山公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1日，他下令“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向同浦路大举进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当“决死队”第二纵队韩钧正在动员执行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向该纵队进攻。在日、阎两军包围下，“决死队”第二纵队实行自卫，一面与日军进行肉搏，一面抵抗阎军，经殊死战斗，突出重围，转入晋西北、晋东南地区。与此同时，在晋西北方面，阎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放弃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向“决死队”进攻。“决死队”第四纵队为接应“决死队”第二纵队和晋西纵队，成立山西新军临时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分左、右两纵队，向赵承绶和郭宗汾两军进攻，将其击溃。在晋东南，决死队第三纵队也遭到日、阎军的夹击。这次事变，虽然粉碎了阎锡山消灭“牺盟会”、“决死队”和“暂一师”的阴谋，巩固了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但由于阎锡山大肆屠杀摧残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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