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事业的转折期。甲午一战，中国溃败，激起千层巨浪。时人印象里，西洋之强大已是人所共知，但隔海相望的东洋日本却是蕞尔小国，未成气候。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以至民怨沸腾。国人将愤怒之矛指向统治当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清廷的代言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遂成为历史的替罪羊。当时李鸿章已是七十三岁高龄，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来说，压力可想而知。李鸿章于内遭受着国人的白眼与谴责，于外还得收拾残局，处置善后事宜。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李鸿章东渡扶桑后，在日本马关又遭当地激进分子刺杀，面部挨了一枪。身心交瘁，李鸿章依然坚持与日方从容交涉，难能可贵。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代表清廷到俄国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仪式。接着又转道访问欧美各国，为世界真正了解和尊重中国而奔忙游走。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中国形成一道强劲冲击波，将洋人和洋教弄了个天翻地覆。洋人对清政府的骑墙态度深为不满，决意进行报复。英、法、德、意、奥等八个国家最终联合起来，给清政府以最沉重的打击。清朝国运衰微，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与联军进行谈判。因心力交瘁，李鸿章倒在了同俄国人的谈判桌上。他的一生，可谓对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作为政治家，他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惨败。军事上，由于任人不当，没有依靠专家治军，尤其甲午一战，二十余年之苦力经营付诸东流；洋务上，因难以作出实质性改变，企业终未获得独立性而听命于官僚；外交上，因昧于世界大势，频频为洋人所欺。
人们喜欢将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将洋务自强时代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提并论。二者孰优孰劣，仅从练兵一项比较就伯仲分明。李氏练兵，时间上先于日本，花费也大大超过日本，但双方甫一交锋，中方即溃不成军。同治以来的几十年间，清廷派遣了大量海陆军留学生，但从未有一人回国后担任要职，唯独信赖李之亲属及其淮军部将。于是诸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平庸之流，都能占据要缺。依靠这样的将领如何能抵御强敌？
李鸿章在洋务上的作为可分四类：一是交通，如电报、铁路、轮船招商局等；二是矿业，如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三是民用工业，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四是商业，如李鸿章积极组织公司同洋人通商等。洋务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类企业往往受到官方的严重制约，到处安插私人，不求引进专门性人才，亦不讲求生产效率与设备、技术的改良与改进。总体来说，赚钱的少，赔钱的多。
李鸿章外交手腕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冀利用英、德以制法；中日之战，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这样做，实际上不但没收到任何成效，反使自己频频受骗。至于晚年主张联俄，更是引狼入室。
李鸿章，并非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之类改变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就才能而论，“才堪中上”，得益于时代机遇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关键人物。李鸿章，上受制于腐败的帝国体制，中受制于保守顽固的同僚，下受制于民气不开的国人，辗转周旋于不幸时代，移祸避衅，使清朝得以苟延残喘数十载。李鸿章生活的时代，值皇帝庸懦而太后专权，国运衰微，他苦心孤诣把持大局，为国鞠躬尽瘁，功不可没。梁启超评论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所长。”也就是说，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指近现代知识，对世界大势的把握等），有阅历而无血性，虽有挽狂澜于既倒之心，但每每苟且偷安，未能立百年大计于后世。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