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和畏惧完全与自愿的同意背道而驰，而后者乃诚实契约之根基；容许任何此类行为都是悖逆道德的。
父亲的罪名或所受的惩罚不能玷污儿子的名声，因为每一方的命运均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任何一方都不得被指定为另一方所犯罪行的继承人。
人人都应养育自己的后代；任何人若认为自己可以遗弃孩子，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家长或监护人如果弃自己的孩子于死地，则当孩子被他人出于同情之动机救助后，原家长或保护人根本无权得到孩子，因为任何人都无理由声称一个被他弃于死地的孩子依然属于他。
世代相传的习俗应受到尊重和服从，不得轻视，但其有效性不应凌驾于理性或法律之上。
拷问用于查明犯罪真相，但不应作为首选方式。因此，首先应当求助于证据；如果当事人涉嫌犯罪，则可以通过拷问迫使他供出同谋与罪行。
拷问不得施加于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而在长安，汉帝国与唐帝国，都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传统与立法，信奉的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汉帝国的皇帝刘彻登基之初，由于文景之治的宽松政策，长安的钱币数以百万，穿钱的绳索都烂了，国库中的粮食多得烂掉，而且马匹众多，如果乘一匹母马参加集会都会被鄙视和排斥。（见《汉书·食货志》）
但是在公元前119年，汉帝国命令商人自报资产，每2 000钱出资120钱。河南一个名叫卜式的商人捐助出击匈奴的军费，被封为中郎。
公元前117年，汉朝皇帝命令杨可主持“告缗”(调查、告发隐匿不报或少报财产的人)。同时在公元前114年出台一个法令：平民告缗者，给以被告者资产的一半。这场搜刮民财运动的结果，是得到了数以亿计的百姓财物，数以千万计的奴婢，田地大县数百倾，小县百余倾，房屋也如此。商贾中产之家以上的大都破产。
这是长安帝国在早期的邪恶，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保家卫国的幌子，都为帝国历史添加了恶劣的例子……可以想见，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这对民众道德的沦落和告密之风的兴盛起了很坏的作用。
长安帝国的残酷无情还不止于此。由于它的统治者权力膨胀得足以吞没一切制衡的力量，除了上天的超自然力量和彻底的反叛，他们可畏惧的不多，因此，所谓的社会公正在体制上就有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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