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弗·洁丝敏说,“他——”可是看着那对镇定的、孩子的眼睛,她知道她无法解释。约翰·亨利不会懂,他的绿眸子让她有些怪怪的感觉。有时候他的意识就像他画在便笺纸上的蜡笔画。有一天他就画了一幅拿给她看,是一个电话工人在爬电话线杆子。这人靠在保险带上,脚上的攀缘鞋套都一丝不苟地画了出来。这是一副很用心的图画,但她看完后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她看了又看,直到发现是怎么回事。这个电话工人是侧面像,但这个侧面上却摆着两只眼睛——一只在鼻梁上,另一只紧贴在它下面。那不是潦草造成的错误,两只眼睛都仔细地画上了睫毛、瞳仁和眼皮。这两只安在侧脸上的眼睛给她一种荒诞怪异之感。但跟约翰·亨利讲道理,说服他?那还不如对着水泥发议论呢。这么画是为什么?什么理由?因为他是个电话工人呀。什么?因为他在爬电线杆呀。想理解他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而他也不能理解她。
“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话都忘掉。”她说。但话刚出口,她就意识到这么说再糟糕不过,如此一来他肯定不会忘。因此她抓住他的肩膀,轻轻摇着他:“你发誓不会讲出去,这样起誓:如果我说了,就让上帝缝起我的嘴巴和眼睛,用剪子剪掉我的耳朵。”
但约翰·亨利不发誓,他只是缩了缩大脑瓜,很轻很轻地应了一声:“嘘。”
她继续努力:“如果你跟别人说了,我就可能被关进监狱,我们就不能参加婚礼了。”
“我不说。”约翰·亨利说。有时候他可堪信任,有时候则不,“我不是告密鬼。”
进屋后,弗·洁丝敏把前门锁好才进客厅。她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看晚报,脚上穿着短袜。在大门和她之间有父亲挡着,这让她心里好受一些。她很怕警车来到,一直焦虑不安地留神听着动静。
“我真希望现在立即就出发去参加婚礼,”她说,“我觉得这样再好不过了。”
她走到冰箱前,连吃六大勺甜炼乳,驱走嘴里的恶心感。提心吊胆的感觉让她坐立不安,她把从图书馆借的书都拿出来,在客厅的桌上摆成一摞。其中一本是从成年人读物区借的,还没看过,她用铅笔在前边写道:如果你想读到令自己震荡的东西,翻到六十六页。在第六十六页她写道:电。哈!哈!她的焦虑一点点减轻,有父亲在身边让她没那么害怕了。
“那些书得还给图书馆。”
他父亲,四十一岁年纪,看看钟:“现在是所有不到四十一岁的人的上床时间。快,行动,不准讨价还价。我们五点钟得起床。”
弗·洁丝敏站在门口,挪不开脚步。“爸爸,”过了一会儿,她说道,“如果有人用一个玻璃水罐打了另一个人的头,那人一动不动倒在地上,你觉得他是死了吗?”
她不得不把问题重复了一次,心里极为恼恨父亲,因为他不把她当一回事,让她一个问题要问两次。
“呃,想起来,我还从来没有用水罐打过什么人呢,”他说,“你呐?”
弗·洁丝敏知道他是开玩笑地问,所以她只是边走开边说道:“这辈子无论去到哪里,都再也不会比明天去冬山更叫我高兴了,等婚礼结束,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会谢天谢地。我会那么地感恩不尽。”
在楼上她和约翰·亨利脱了衣服,马达和灯关掉以后,他们一起躺在床上——虽然她说她一眨眼的时间都不会睡。不管怎样,她还是闭上了双眼,而再次睁开时,有人正在叫喊起床,房间里已晨光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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