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咱们出去吧,弗兰淇。他们好像玩得很开心呢。”
“没有,他们没有,”她说,“只是一帮讨厌的傻小孩,没完没了地跑来跑去,大喊大叫,一点都不好玩。我们现在上楼收拾你的袋子。”
弗兰淇的房间其实是一个在房子上后加的卧廊,有楼梯向下通到厨房。房间里摆着一张铁床,一个衣柜,和一张书桌。弗兰淇还拥有一台小马达,能开能关。这玩艺儿能磨刀,如果指甲够长的话, 还能用来锉指甲。靠墙放着为冬山之旅准备好的行李箱。桌上有一部很旧的打字机,弗兰淇在它面前坐下,搜肠刮肚找可以写的信:但她无人可寄,每一封能回的信都已回复,甚至回过几次。于是她用一件雨衣盖住打字机,将它推到一边。
“说真的,”约翰·亨利说,“你不觉得我还是回家好吗?”
“不,”她回答说,没有看他,“你坐在那个角落里玩马达吧。”
在弗兰淇面前有两样东西——一只淡紫色的贝壳,和一只里面有雪花的玻璃球,摇一摇能摇出一场暴风雪。把贝壳举到耳边,她听到墨西哥湾温暖的海浪冲刷之声,想起了远方长满绿色棕榈的岛屿。把玻璃球举到眯缝的眼前,白雪飞舞,天地茫茫一片。她想到了阿拉斯加,她登上一座寒冷的白色山岗,俯瞰远处冰雪覆盖的荒原。她看到太阳在冰面上映照出七彩虹光,听到梦幻般的声音,看到如梦的景物。无处不是清凉、洁白、轻柔的雪。
“看,”约翰·亨利盯着窗外,“我想大女孩们正在俱乐部里开派对呢。”
“嘘!”弗兰淇突然叫喊起来,“别对我提那些坏种。”
附近有家俱乐部,弗兰淇不是会员。会员是那些十三岁、十四岁以至十五岁的女孩子们。星期六晚上她们就和男孩子开派对。弗兰淇认识所有的会员,今夏以前她还仿佛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低龄成员,但如今她们成立了这个俱乐部,而她却不是其中一员。她们说她年龄太小,人又讨厌。每到周六晚上,她就能听到那揪心的音乐声,远远地看到那一点灯火。有时她绕到俱乐部后面的小巷,站在忍冬花的篱笆跟前。她站在巷子里,看着,听着。真长,那些派对。
“也许她们会改变主意,邀请你。”约翰·亨利说。
“那些狗娘养的。”
弗兰淇发出一声抽泣,用臂弯抹了抹鼻子。她走到床边坐下,肩膀下垂,两肘支在膝盖上。“我猜她们已经传遍了全镇,说我有臭味,”她说,“那时我长疖子,涂了难闻的黑药膏,老海伦·弗莱彻问我发出的怪味儿是什么。啊,我不怕给她们一人一枪。”
她听到约翰·亨利向床边走来,然后感觉到他的小手拍在后颈上,一下一下轻悄悄地拍着。“我不认为你有那么不好闻,”他说,“你很香。”
“那些狗娘养的,”她又说了一次,“还有,她们说些关于结了婚的人的肮脏的鬼话。想想派特姑妈和尤斯塔斯姑丈!还有我自己的爸爸!那些肮脏的鬼话!她们以为我有多傻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