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件奇怪的事,”外祖父突然说，“班尼迪克特·马迪,你是一个好医生。为什么我挖一会儿地,种一会地儿后,我的腰会这么痛呢?为什么这种痛令我担心?”
“你今年多大了?”
“七八十吧。”
老人热爱草药和治疗。过去他带着全家来看戴茜时,会去检查身体,抓些草药和药膏给一大家子人。戴茜离开他后,老人再也没有来过,他只得服用在报纸上做广告的泄药和保肾丸作为安慰。现在,这个老人正看着他,带着胆怯的热切。
“多喝水,”考普兰德医生说，“尽可能多休息。”
鲍蒂娅走进厨房准备晚餐。温馨的气味溢满了房间。周围是安静、随意的谈话声,但是考普兰德医生没有听,也没有说话。他不时看看卡尔·马克思或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在谈论乔·路易斯。汉密尔顿说的都是那次冰雹如何毁了庄稼。他们捕捉到父亲的目光,咧嘴笑了,把脚在地板上来回拖。他一直盯着他们,眼中有愤怒的痛苦。
考普兰德医生牙关紧咬。他为他们想得太多了,为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姆和鲍蒂娅,关于他为他们准备的真正的使命;他们的脸触动了他体内黑色的膨胀的情感。如果他一次就能把它说清,从遥远的开始到今天这个晚上,这次宣告将会平息他内心尖锐的疼痛。但是他们不会听,也不会理解。
他绷直身体,每一块肌肉都僵硬而紧张。他没有听,也不看周围的东西。他坐在角落,像一个又瞎又哑的人。很快,他们走到饭桌边,老人做了饭前祷告。但是考普兰德医生却不肯吃。赫保埃拿出一瓶一品脱量的杜松子酒,他们大笑,用嘴对着瓶子喝酒,一个个往下传,他也拒绝喝。他僵硬而沉默地坐着,最后拾起帽子,没有说一声再见就离开了房间。如果他不能说出全部的冗长的真理,他将保持沉默。
整个夜晚,他都彻夜不眠,紧张地躺在床上。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出了几次诊,上午过了一半,他去拜访辛格先生。这次造访钝化了他心中的孤独感,当他说再见时,内心又一次获得了平静。
然而,当他迈出房间,这种平静又离他而去。一件事发生了。他下楼时看见一个白人拎着一个大纸袋,他贴近扶手,好让两人都能过去。这个白人却一步跨作两步地向上爬,看都不看一眼,他们狠狠地撞上了,考普兰德医生被撞得恶心,无法呼吸。
“上帝!我没看见你。”
考普兰德医生死死地盯着他,却没有说话。他以前见过这个白人一次。他记得这个矮小的、野蛮的身躯,这双巨大的、笨拙的手。带着职业兴趣,他观察白人的脸,在他的眼里他看到了奇怪的、固执的、孤僻的疯狂表情。
“对不起。”白人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