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鲍蒂娅最终说道，“如果我们能找些白人写信帮帮威利,可能会有点用吧。我已经去找了布瑞农先生。他完全照我说的写了。这事发生后,布瑞农先生还在咖啡馆呢,那个时候他都在。我就进去了,说了这个事。我把这信带回了家。我把它放在《圣经》里,这就不会弄丢或弄脏了。”
“那封信怎么说的?”
“布瑞农先生就是照我说的写的。这信上说威利三年来一直为布瑞农先生工作。威利是一个出色的黑男孩。以前从没惹过麻烦之类的话。信里说,如果他是别的黑男孩,他是有很多机会偷咖啡馆东西的,还有——”
“哼!”考普兰德医生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们总不能啥也不干吧。威利关在拘留所里。我家威利,多可爱的男孩啊,就算他今晚干了坏事。我们总不能啥也不干吧。”
“我们只能这样。没有别的办法。”
“噢,我可不干。”
鲍蒂娅从椅子上站起来。她烦躁地环顾四周,像是在找什么。然后,她突然走向大门。
“等一下,”考普兰德医生说，“你去哪里?”
“我去工作。我得保住我的工作。我得待在凯利太太那儿,挣到每个星期的工钱。”
“我想去拘留所,”考普兰德医生说，“也许我能看看威廉姆。”
“上班路上我会经过拘留所。我还要打发赫保埃去上班——要不,他会一个上午都坐在那儿,为威利伤心。”
考普兰德医生匆匆穿好衣服,追上站在门厅的鲍蒂娅。他们走进秋天凉爽蔚蓝的早晨。拘留所的人对他们态度粗暴,他们几乎没问出什么。考普兰德医生随后去咨询了以前打过交道的一个律师。接下来的日子很漫长,充满了焦虑。三个月后,对威廉姆的庭审开始了,他被定了使用致命武器袭击罪,判了九个月的苦力,他立刻被送到本州北部的监狱服刑。
虽然强烈的真正的使命总在考普兰德心里,可他没有时间去想它了。他从一所房子走进另一所房子,工作没有尽头。大清早,他驾着汽车离开,十一点病人到他的办公室。呼吸了户外秋天清冽的空气后,屋子里污浊的热气令他咳嗽。门厅里的长凳上坐满了耐心等着看病的黑人,有时甚至前廊和卧室也挤满了人。白天一整天不用说了,经常是半个夜晚他都在工作。因为疲倦,有时他很想躺在地上,击打拳头、大哭。如果能休息,他会好起来。他有肺结核,一天量四次体温,一个月拍一次X光。但他不能休息。因为有一件比他的疲劳更重要的事——这就是强烈的真正的使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