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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普兰德医生和辛格先生交谈过很多次。他真的不像别的白人。他是个聪明的男人,他能理解强烈的真正的使命,他理解的方式是其他白人所不能的。他倾听的时候,脸部是温柔的,犹太式的,一个属于被压迫民族的人的理解力。有一次他带着辛格一起去巡诊。他带辛格穿过寒冷狭窄的过道——充斥着灰尘、疾病和炸肥肉味。他请辛格看了一次成功的面部植皮手术,那是一个被严重烧伤的妇女。他治疗了一个患梅毒的孩子,他指给辛格看:手掌心剥落的疹子,空洞透明的眼膜,倾斜的门牙。他们参观了只有两个房间的贫民窟,塞了十二个或十四个人。一间房里,橘黄色的炉火奄奄一息地燃着,他们很无助,其中一个老人因为肺炎而喘不上气。辛格先生走在他的后面看着,理解了。他塞给小孩子一些五分币,因为他的安静和得体,他没像别的参观者那样打扰病人。
天气刺骨的冷,是变幻莫测的气候。镇上爆发了流感,考普兰德医生白天黑夜地忙着。他驾着高高的道奇车穿越小镇的黑人区,过去九年中他一直开着这辆车。为了不让大风吹进来,他把鱼胶材料做的窗帘扣在车窗上,脖子上紧紧地围了条灰色的羊毛围巾。这段时间,他没有见鲍蒂娅、威廉姆或是赫保埃,但他经常想到他们。有一次他出门了,鲍蒂娅来看他,留了一张字条,借走了半袋面粉。
一天晚上,他累极了,虽然还有几个地方需要出诊,他却喝了热牛奶,直接上床睡觉。他浑身发冷,发着高烧,一开始没法入睡。刚要睡着时,一个声音叫醒了他。他疲惫地爬起来,身上穿着法兰绒睡衣,就去开门了。是鲍蒂娅。
“主耶稣救助我们。父亲。”她说。
考普兰德医生打着寒战,睡衣紧紧地裹在腰间。他伸出手,捂住喉咙,看着她,等她说话。
“是我们家威利。他是个坏男孩,给自己惹了大麻烦。我们要做点事情。”
考普兰德医生从门厅走到屋里,步子滞重。他在卧室停下来,找出浴衣、围巾和拖鞋,回到厨房。鲍蒂娅在那儿等着他。厨房冷冰冰的,毫无生气。
“好了。他干了什么?怎么回事?”
“等一分钟。我要清清脑子,把事情想个透才能说清。”
他弄皱了炉边的几张报纸,拾起几根点火棒。
“我来点炉子,”鲍蒂娅说，“你就坐下吧,等炉子热了,我们弄杯咖啡喝。可能一切就不那么糟糕了。”
“没有咖啡了。我昨天喝完了最后一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