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孩子们上床以后,她就自由了。这是她一天里最重要的时光。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很多事在发生,在黑暗中。一吃过晚饭,她就又跑到外面去了。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她晚上干了什么,她妈妈问起时,她会信口编一些听起来合理的谎话。大多数时候,别人喊她,她就像没听见一样跑掉了。只有对爸爸她不这样。爸爸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让她无法逃脱。他是整个镇上最魁梧、最高大的男人之一。但他的声音非常轻缓和慈祥,他开口时,人们会大吃一惊。不管她有多匆忙,只要爸爸叫她,她一定会停下来。
这个夏天,她发现了一个以前所不知道的爸爸。在那之前,她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单独的个体来看待。他经常会喊她。她走进他工作的前屋,在他身边站几分钟——他的话她却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一天晚上,她突然“发现”了爸爸。那晚并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她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使她有了这种感觉。随后,她觉得自己长大了,似乎像理解别人一样理解了爸爸。
那是八月末的一个晚上,她再不动身就迟了。九点之前要到那所房子,必须这样。她的爸爸叫她,她进了前屋。他颓然地靠在工作台上。他待在这里,看起来总有点不自然。去年他出事以前,一直是油漆工和木匠。每天早晨天蒙蒙亮时,他就套上工装裤出门,一整天都不回家。晚上,他偶尔摆弄一通钟表,作为业余的工作。他试了很多次,想在珠宝店找到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整天穿着洁白的衬衫、打着领结,一个人坐在工作台前了。现在他再也不能做木匠活了,他在房子的前面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廉价修理钟表”。可他的模样一点不像大多数干这行的——他们在小镇的商业中心,都是动作敏捷、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的犹太人。工作台对爸爸来说太矮了,他巨大的骨节松松垮垮地连在一起。
她的爸爸盯着她看。她能看出来他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喊她。他只是太想和她说话了。他试图起一个话头。褐色的眼睛在他又长又瘦的脸上显得很大,他头发掉光了,灰白光秃的头顶使他看上去不设防。他看着她,不说话;而她着急要走。她必须在九点整之前到那里,没有时间了。她的爸爸看出她有事,清了清喉咙。
“我有东西给你,”他说，“没多少,也许你可以给自己买点什么。”
其实他没必要仅仅因为孤独和想说话,用给她五分、一角钱作为借口。他挣的钱只够他每星期喝两次啤酒。椅子旁的地上放着两个酒瓶,一个已经空了,另一个刚打开。每次喝酒时,他总想找人说话。她的爸爸摸了摸皮带,她把目光闪开了。这个夏天,他像一个孩子,把攒下的零用钱藏起来。有时藏在鞋子里,有时藏在他在皮带上挖的豁口里。她不太情愿收下这一角钱,但当他递给她时,她的手自然地打开,准备接住钱币。
“我有这么多事要做,不知道从哪开始。”他说。
这恰恰是真相的反面,他和她一样很清楚这一点。他很少有钟表要修,完成少量的工作以后,他会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四处找零活干。晚上他坐在工作台前,清洗旧发条和齿轮,一直磨蹭到睡觉的时间。他摔断髋骨以后,没办法安静下来,每分钟他都要忙个不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