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古不易的。孔子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
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第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决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决不教人造反。
第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叹惋、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第三，书生文人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第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学者文人别说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学者文人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第五，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文人书生。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这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盖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里，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从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这还是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这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建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书生通过干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书生皇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