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当时,司隶校尉李膺是反对宦官的核心人物,太学生们对他极为推重,在他们中流行着“天下楷模李元礼”的赞语。李膺曾利用手中权力无情打击宦官党羽。如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慑于李膺威名,逃还京城,藏在张让家中的活动柱子里面。李膺得知消息后,亲率部下,破柱取朔,下狱处死。“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不久,李膺又将教唆儿子杀人的宦官党羽张成逮捕处死。宦官疯狂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便将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下狱治罪。第二年,这些党人被赦免回家,但禁锢终身,不准做官。
这次事件发生后,士大夫并没有屈服。他们把那些不畏惧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以为效法的榜样。清议的浪潮有增无减,这样就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灵帝建宁二年(169),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被侯览阻拦,张俭便将侯览资产就地没收。侯览恼羞成怒,唆使人诬告张俭与同郡24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于是大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入狱,后相继死于狱中,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再次逐捕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宦官又怂恿灵帝下诏,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这一次党锢事件,延续了十余年之久,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反对宦官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归根结底这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它使政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党人的被杀或禁锢终身,表明东汉政治越来越黑暗,政治危机更加深重了。
桓帝、灵帝时,东汉统治集团已腐朽到极点。桓帝后宫宫女多至五、六千人,服侍这些宫女的奴役又二倍于此。为维持宠大的消费,桓帝将加在人民头上的口赋(人头税的一种)从过去七岁才开始缴纳改为从一岁起即开始缴纳,田税也一亩加了十钱。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关内侯五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缴纳现钱,贫者可予赊欠,到官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在西园内造了一个万金堂,将卖官所得聚为私藏,还在小黄门、常侍家中各藏寄了数千万,并在河间买田宅,起第观。灵帝曾想让羊续做太尉,太尉属三公,当出钱千万,谁知羊续拿出一件旧棉袄说:“我家中只有这个!”灵帝得知后很不高兴,羊续的太尉也就没有做成。灵帝为修宫室、铸造铜人,特下诏每亩加税十钱。还变着法儿寻欢作乐,曾在后宫仿建了一个市场,让宫女摆摊卖货,互相盗窃争斗,灵帝自己也穿上商人服装,与之饮宴作乐。又在西园玩狗,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驾上四头白驴,亲自拿着缰绳操纵,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公卿贵戚转相仿效。庸俗无聊,沉迷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