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加工业的转型显示出加速的繁荣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改变。就生产而言，这个国家明显正在继续高速发展。食品和制造商品的实物产出都在强劲增长。就业人数也比人口增长得更快。人们吃得更好了，也有了更多真实的购买力。但是老的生活方式、长期形成的观念以及衡量地位和进步的所有固定的价值观都被无情地抛弃了。在达尔林普尔的农场上，临时工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全年在那里工作的工人，二者的比例甚至达到了20：1。这些临时工大多数是身强力壮的体力工人，而不是流浪汉或者游民；他们也根据季节选择了一个很好的线路：从早春开始，他们就在东南部的农场上工作；秋季，他们在西北部的农场上收割；而到了冬天，他们又在伐木营地上干活。富源农场上和伐木营地里的生活水平都相当不错。大量艰苦的体力工作要求身体强壮的人，而这些人也必须有较好的饮食和住宿条件。但是，即使有最好的吃、住条件，又有多少人愿意干这种工作呢？结婚、扎根和养家的机会在哪里呢？或者，哪有机会省下“多余的”钱，从而像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那样，一个男人“购买自己的工具或者土地；然后为自己而劳动，最后雇佣另外一个新的创业者来帮助自己”？
这样想来，19世纪70年代整个农业区到处发生抗议运动也就没什么让人感到吃惊的了——最著名的是农业保护者协会运动[20]。这些运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非人力——铁路、东部的资本家、商品市场的操控者——造成的牺牲。但是，他们几乎所有的指控都无法用冰冷的数字来证实。铁路在地方交通中有时候的确处于剥削垄断的地位，但是内战之后，运费至少与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得同样快；而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运费下降得更快。总体说来，农场主的资产抵押负担并不算重——所有农场主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有资产抵押，部分原因是《宅地法》以及铁路土地赠予让土地变得非常便宜。（像北太平洋铁路等都非常急切地愿意把土地赠送给那些能够让它们增加货运量的农场主。）利率也在稳步下降，而放款人甚至通常要主动寻找需要贷款的客户。有证据表明，对于无法按期还款的农场，放款人很少会取消它们的抵押资产赎回权。总体上说，19世纪晚期的“贸易条件”决定性地转向了有利于农场主的方向：他们能够用越来越少的小麦换取到一台收割机或者一卷很好的布料。
但是，让你感到疑虑和恐惧的正是那些潜在的、难以捉摸的危险。当他们的市场离开本地后，大多数农场主都会感到恐惧。传统的农场都能生产不同的产品——即使在商业环境不好的时候，一个农场家庭通常也都有足够的食物；在困难条件下，也能够自己动手满足自家的许多其他的需要。在东部的小麦农场上，战前的一代人更贴近他们的市场，他们能够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预测他们的客户在需求上的变化。但是，对于在西北平原上进行机械化单一种植的农场主来说，他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气候变化可能会让他们颗粒无收。专业化和机械化增加了收益和利润，但同时也使发生大灾难的风险多出了好几倍。那些为自己的作物管理技术而感到骄傲的人，可能要点着煤油灯熬到深夜却还弄不明白资产负债表是怎么回事。从数字来看，他们的生活过得挺好，但是失去对一些事情的控制却让他们感到恐惧。
在研究工业化如何创造出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时，肉类加工业被作为一个个案进行了研究。到19世纪末，肉类加工业已经成为美国雇佣人数最多的行业。但是，对于那些被斯威夫特和阿默淘汰出局的屠宰户、中间商和批发商来说，这一事实并没有起到什么安慰作用。虽然工作机会在总体上大大增加了，但快速的现代化必然使磨擦性失业[21]的概率大大增加。新的工作机会要么是所在的地方不合适，要么是那些技术工匠们永远都不愿意干的工作——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现代化对待那些小商人们也很刻薄。控制自己的分销和零售链条的并不止肉类加工商一个，还有其他的大型制造商，辛格缝纫机就是早期的另一个例子。典型的美国式的激进主义是从小资产阶级那里膨胀起来的，因为他们——而不是被压迫的穷人——经常是现代化的第一批牺牲品。
最后，在新工业经济中产生的一大部分工作都非常可怕。19世纪的肉类加工流水线简直就是中世纪时人们想像的地狱里的情景——鲜血淋淋、污秽不堪、工作紧张，最微小的失误或者过错都不会被放过，还有冰冷的工作环境（所有的肉类加工厂都处在冷冻环境下，这样它们才能常年运转）。那里没有固定的工作计划；即使是那些工龄最长的工人也要每天上班，并且按照要求的时间干着单一的工作。几乎所有人的工资都实行计件工资制。在这个行业的前20年，工人的工资并没有太大的增长，特别是实际工资；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却延长了，屠宰流水线的运转速度也更快了。农村地区的爱尔兰和波兰移民都很乐意获得在肉类加工厂里工作的机会——他们都真正体验过挨饿的滋味——但是，这些屠宰流水线却来自于美国，这个工业的“伊甸园”，而这也正是林肯所设想的美国的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