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正如黛儿所说，她和子期的事由我一手促成，两人如果失之交臂，未免辜负我一片苦心，于是义不容辞，满口答应下来。
回到西安，我立即着手四处张罗着给自己和黛儿找工作。
父亲说：“其实何必到处应聘呢，唐禹那儿正缺人手，你们两个一起过去帮忙不是正好？”
我却不愿意继续仰唐家人鼻息，只肯答应介绍黛儿给哥哥做秘书。
哥哥起初还不愿意，怕刚毕业的大学生没经验，可是见到黛儿照片，便立刻满面笑容地答应下来，理由很简单，“凭黛儿这张脸，根本不需要任何经验，只要她肯在陪我见客户时多笑两下已经比什么都强。”
事情就这样说定下来，约好黛儿过完“十一”即来西安上任。
而我自己的工作却仍无下落。
最初的理想是考到一家广告公司去大展身手，将文采灵思发挥最高价值，一本万利，点石成金。
可是不知怎的，我报考的明明是文案创意，主考官们却都不约而同游说我去做业务承揽。
我百思不得其解。唐禹说，“笨蛋，这不明摆着吗？现在广告公司不景气，最缺的是广告量，没有订单，要文案创意有屁用？”
当十七八次被主考官规劝改考业务承揽时，我终于发作：“请问老师，为什么认定我不应该报考文案？”
主考官是个面白无须的年轻人，当下轻轻喉咙回答：“唐小姐，你口才伶俐，做公关最合适不过，为什么不愿意试试呢？”
我抬起头来反问，“考官先生，您年轻潇洒，怎么不去……试试呢？”
我说的是本地一家著名“鸭吧”的名字。说罢不待对方反应过来，赶紧三十六计走为上，溜之大吉。
于是不再指望有朝一日成为广告高手，创造奇迹，但亦不肯到一般商务公司找份文员的职位。蹉跎月余，才终于应聘到一家杂志社考取了一份见习记者的工作，月薪三百大元，可是一天倒要打卡四次。
人家说时间即是生命，可是记者的生命恁地不值钱。
唐禹取笑：“原来你努力地弃商而求文，就是为了要说明从商和从文的区别在于不赚钱。”
我强辩：“不是不赚钱，是不提钱。”
反正没有钱，提来何用？
在大学里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已经不能再忍受寄人篱下的感觉，找到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藉口要陪黛儿，向父母提出租房另居。
母亲原本颇不乐意，但见我意思坚决也就算了。
搬家那天，我请父母吃了顿饭，郑重表示我搬出唐家并不代表会忘了他们，今生今世，他们都是我最亲最近的父亲母亲。
饭后自然又是唐禹送行，不过这次更为彻底，一直将我连人带行李送到西大街的新居。
西大街是一条老街。
老，而且穷。满面风霜，衣衫褴褛。
路面都打着补丁，十余步的距离，可以看到修自不同时候的五六种砖石。房屋只有两层高，路灯也黯淡，只照得见眼下几步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