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右侍郎沈近思力争不可，指耗羡归公为“正项之外更添正项”，不是善法，“他日必至耗羡之外更添耗羡”。雍正诘问：“你作县令时，收不收火耗？”沈答：“收，那是为养活妻儿。”雍正道：“你岂非为一己之私？”沈答：“妻儿不能不养，否则即绝人伦。”沈近思之意并非不征耗羡，而是耗羡归公无理，私征耗羡有理。雍正冷笑。
左都御史、吏部尚书朱轼等也以耗羡归公不便于民，纷纷反对。
雍正见廷议不能一致，于雍正二年七月颁发上谕，宣布实行耗羡归公的决断。上谕开头先点明了“廷议”的实质：“前朕曾降谕旨，令尔等平心静气秉公会议，今观尔等所议，亦属平心静气，但所见浅小，与朕意未合。”
“与朕意未合”的廷议等于零，“朕意”是剔除积弊，实行耗羡归公：
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及各官养廉，有不得不取给于此者，然非可以公言也。朕非不愿天下州县丝毫不取于民，而其势有所不能，且历来火耗，皆在州县，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亏空之数不下数百余万。原其所由，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资取给于州县。以致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名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肯查参，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提火耗以养州县乎？
有人提出先在山西试行，看效果如何再推广。雍正断然道：“此言甚非，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之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表明了实行耗羡归公不可动摇的决心。自此，各省相继实行耗羡归公。
提解归公的耗羡主要用于三项：一充作官吏“养廉银”。耗羡提解，等于断了地方官的财路，“恐各官无以养廉，以致苛索于百姓，故于耗羡中酌定数目，以为日用之资”，各省文职官员养廉银总计二百八十余万两，于各官常额俸禄之外按规制给发，各官不得再行需索扰民；二为弥补地方亏空；三为地方其他公事之费。耗羡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随地丁银的固定而固定，而各官养廉银、地方公费也固定下来，所谓“皆有定额”。雍正六年，雍正又清理各项陋规，归于公款。
如果说雍正本人不在乎承担“加派”罪名，那么，他乾纲独断的耗羡归公涉及到内外官员的切身利益，他与多数官员、至少在他们尚未理解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又结了一层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