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心里十分清楚，只要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就无法彻底消除朝野上下对其人品的怀疑、对其统治的反感与反抗。他拿不出，因而，他只有采取高压、严猛的做法——“忠我则臣，背我则敌”，对那些“不笃诚敬，如禽兽者”，不可以宽仁感化，“惟有治之以法而已”。
这种做法，不仅止于与雍正夺位争权的对手，而且推及到雍正王朝政治统治的各个方面。
首先，便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切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亦即雍正的手中。其中最重要、对清朝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奏折制度的全面推行与军机处的设立。
过去地方官上呈皇帝的奏章有两种，一种叫做“题本”，内容是地方公事，加盖官印；一种叫做“奏本”，内容是个人私事，不盖官印。两种奏章均交由通政司进呈。在皇帝之前，有关官员已先过目，因而是公开的。奏折，又称密折，是臣下秘密直接达于皇帝的奏章。据说顺治年间即已出现，但未见实物。康熙中期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寅等奏报当地情况的奏折，上有康熙朱批“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等等。李煦、曹寅尚属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家奴，到康熙晚年，一些地方官方奉旨在请安折中密陈地方官民动态，康熙表示代为保密，原折朱批后发还。然当时密奏范围不广，有密折权的官员不多，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
雍正严密并推广了奏折制度。雍正元年，雍正赋予全体封疆大吏密折权，下令各省总督巡抚密上奏折，只遭处分时停止其权。“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具奏；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时务，皆许据实敷陈，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可言之故。” 雍正二年，令督抚布按、将军提督保举州县官员，“才干素著，廉洁自持者”，“俱各密封保奏，不得会同商酌”。后来雍正又给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及学政全体官员密折权，甚至特许一些“品级卑微”、“无奏对之分”、如道府同知副将之类的小臣径上密折之权。雍正并对这些“从无奏折子之例”的人打气说：
“朕今准你奏折子，就是你家里有什欺侮，教他们寄信与你，你缮折子，面上写一密字，差妥当家人赉来，门上人不敢不替你转奏，钦此。”
密折可随时随事奏闻，“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雨旸是否时若，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即邻近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以风闻入告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