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带的唯一武器是一把手枪。这样做是不符合规定的。条令规定：军官在危险地区活动时，必须加强身边的武装保卫。我之所以这么“草率”地行动，是因为我知道，俾路支部落钦佩和尊重勇敢的人。我的冒险成功了。头领皮尔塔塔尼派出部落武装沿途警戒，保护他们的客人。从那以后，皮尔塔塔尼成为我的朋友和旅部的常客，是一个完全与我们合作的人。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版图上幅员最为辽阔的一个省，但人口最少，也最为落后。其居民中４０％是普什图人，他们从西北边境省迁入，已有几代人在此定居。其余６０％是本地的俾路支人，他们仍属于部落社会，由大约７７个部落组成，其中有少数是反政府的。政府在９５％的俾路支人地区实行的是B区管理，即政府不实施全面管理，而由当地部落酋长或部落头领发挥主导作用。只有５％的俾路支人地区实行的是A区管理，即处于政府正常管理之下。几十年来，B区的少数酋长巧妙地利用和讹诈历届巴基斯坦政府，供养好战的武装分子作为本地的武装力量，通过随意使用武力来控制本部落民众。于是，我决定采取措施把全部B区转变为A区，在那里实施政府管理。迄今为止，我们已设法把２６个部落区中的１４个转变成了A区。另一段难忘的经历是我们旅参与抗洪救灾的行动。１９７６年，巴基斯坦遭受严重洪灾。积雪和冰川融化加上空前的暴雨，使所有河流尤其是印度河泛滥成灾，信德省受灾最为严重。我们旅奉命前往遭受破坏最严重的苏库尔救灾。旅长决定由我负责去抢堵一条运河上的决口。对一个参谋军官来说，这已超出了其职责范围，但我明白这是旅长对我的信任，而完成困难的任务也是一种挑战，所以我欣然接受了。受我指挥的人非常特别，除了工程兵外，还给我派了２００个胡尔人（传说中的信德部落勇士）和２５０个苏库尔监狱戴着镣铐的囚犯。我设法使他们团结一心，并彻夜赶工，到第二天早上终于堵住了决口。旅长前来检查工作时，既惊奇又兴奋，大大称赞了我的成绩。旅长发现，我不仅仅是一个高效率的参谋军官，还是一个勇敢的领导者，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代价。基于我的素质和成绩，我的军旅生涯从此蒸蒸日上。
我对学院的课外活动也尽职尽责，尽管这项工作也有风险。参谋学院建于１９０５年，１９８０年我们举办７５周年校庆，齐亚总统计划出席，为校庆增辉。我安排了一个特别的演出晚会，请巴基斯坦文艺剧团来演出。该剧团包括许多杰出的男女乐师和舞蹈演员，他们曾在海外进行过表演，宣传巴基斯坦文化。然而在演出前两天，当演员们正乘火车从拉合尔到奎塔来时，我接到上司的紧急电话。他告诉我，总统不希望有任何歌舞表演，尤其不能有妇女表演。更让我感到惊愕的是，他还说，总统甚至不许剧团迈进奎塔一步，免得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听到风声。尽管我提出了异议，但还是被要求执行命令。火车已经从拉合尔出发，我怎样才能阻止这些艺术家抵达奎塔呢？我半夜给苏库尔的副军法执行官（他是位准将）打电话，告诉他我所遇到的麻烦。我要求他去拦截火车，把艺术家们乘坐的车厢分离下来，随便挂上哪趟回拉合尔的火车。准将最初的反应极不客气——一个中校怎能在半夜把他吵醒并要求他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我跟他说，他和我的名声都掌握在总统手上。当他头脑清醒过来后，立即采取行动，以军事行动般的准确性把这件事办得极为妥当。凌晨２点，任务完成。我真想第二天早上能看到艺术家们惊讶的表情：他们以为到了奎塔，却发现他们又回到了始发站！对宗教势力采取绥靖政策是从布托统治末期开始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齐亚总统则干脆将这一政策进行到底。齐亚没有政治基础或势力，他把布托绞死，使其成为殉教者，也使他的人民党力量大增。齐亚发现与宗教右翼势力结盟于己有利，可以得到一批支持自己的选民，他便开始过分强调和过多地参与宗教仪式，以表明他与宗教势力的联盟关系。政府甚至还禁止音乐和娱乐活动。但我听说，其实齐亚私下里很喜欢听半古典音乐。后来，我又从教官变成了学员，被派到伊斯兰堡的国防大学学习武装力量军事学课程。对一个军官的生涯来说，这被视为晋升路上的里程碑。如果不在国防大学学习军事学课程，就不能成为将军。军事史、军事战略、政治、边境地理，以及最主要的作战战略，构成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作战战略课通过几个逼真的战争演示和地图作业来讲授。数学上的功底促进了我对战争主要因素即时间、空间和相对实力的理解，因此各科我都学得很好，成绩名列前茅。我的作战计划制订和实施，以及作演示时所表现出的信心，都受到了赞赏。这门课程对我成为最高指挥官、参谋或者担任教学工作都益处匪浅。它使我成为一个更加自信的军官，作好了晋升到更高军阶的准备。我知道，如果发展顺利的话，我将会成为将军。学完军事学课程后我回到卡里扬，这次是出任第１６自行火炮团司令，该部队曾参加过１９６５年的战争。我的军衔还是中校，而且再次被选派为拉瓦尔品第的军法执行官。但这次任期不像在拉菲·阿拉姆手下时那么愉快。我的新上级粗暴、顽固，以经常对下级施压而闻名。适应这样的领导并非易事。我们之间还有过几次冲突。有一次，我要求警察移走因建筑作业留下的一个路障，却受到他在电话里的严厉警告。第二天，当他从卡拉姆到拉瓦尔品第的军管司令部来时，我郁郁地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他解除对我的任命，让我回去指挥我的炮团。我说：“如果我做正确的事要受到斥责，以后我会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这令他大吃一惊。他赞扬我所取得的成绩，让我平静下来。于是我只好继续担任军法执行官之职。幸运的是，从此他对我变得十分客气。从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４年年中，我被派往军事作战局任军事作战副局长，同时被批准晋升为准将军衔，但因为准将职位没有空缺，只好暂时任资深上校。
我在军事作战局的短期经历不如预期的收获大，主要是因为我的上司缺乏激励和指导能力。然而在那儿，我目睹了巴基斯坦军队最高层如何制订作战计划。当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星峡冰川冲突时，我恰好是处理这次事务的一员。这一冲突一直持续到现在。星峡冰川是一条很长的冰川，位于喀喇昆仑山脉中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三国交界的位置，从巴基斯坦一侧进入冰川受海拔５２００米至６４００米高的瑟尔多罗山脉阻隔。１９８３年，我们获知印度频繁侵入巴属星峡冰川，我们迅速派遣一支特种部队分队去证实这一消息。印度的侵占得到了证实，因为部队在冰川上发现了一些证据，是印度人仓促废弃的营地。在陆军总部，我们开始制订占领瑟尔多罗山脉分水岭山口的计划，以控制星峡冰川。冬季已经来临，我们没有在这种高原上作战的经验。那里的海拔超过４８００米，气温低达摄氏零下５８度，并伴随着凛冽寒风。关键问题是何时占领山口，因为印度人已经知道我们的特种部队分队已跨越瑟尔多罗山脉，进入了冰川。我们准备在严冬刚过的３月初出发，以确保我军先到达山口。但负责管辖和指挥北部地区的将军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复杂的地形和低温使我们的部队无法在３月到达那里。他建议５月１日开始行动。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因为他是那儿的司令。然而，这是个大错：当我们到达那里时，发现印度人已经占领了星峡冰川和几乎所有的瑟尔多罗山脉制高点。而我们的部队还是要登上去，占领印度人周围的制高点，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最后，双方都在制高点上建立了许多阵地，而这些阵地也都在对方的射程之内。双方的枪战、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夺去了许多宝贵的生命。印度方面的损失比我们更大，他们要在星峡冰川的断缝中艰苦跋涉三到七天才能占领山口。而在巴基斯坦这面有一条碎石路可以直抵瑟尔多罗山脉，部队乘吉普车前行一段后，一天之内就能爬上山口。当任何一方试图调整或占领新的高地时，整个前沿阵地的各个制高点就会发生不计其数的小冲突。开始时，印度进行了几次尝试，但很快发现这是徒劳，他们损失惨重。后来，我们发现他们的“战略”有一些有趣的改变。印度部队会发布一些与敌人偶然交火的报告和通讯，应该把这些交火称为“假交火”，因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发生。开始有几次，收听到这些消息时，我们的陆军总部很恼火，发出一连串命令，要求澄清前沿阵地的作战形势，却被告知情况很平静。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影视制作产业，并以制造极为夸张的非现实主义电影而著名。因此，当听到印度经常与巴军冲突和交火的假消息时，我们并不感到惊奇。实际上我们后来就像听娱乐新闻一样收听他们编造的军事行动，其中还包括各种细节，如“敌人”如何发动进攻和他们如何“勇敢”抵抗。后来，这些伪造的交火竟然成为奖励“勇敢者”的理由和晋升的依据，我们简直乐不可支。很久之后，印度高层军官发现了其前沿部队玩的这套把戏，军事法庭也处理了几个缺乏道德且严重失职的军官。有几次，我们截获了印度部队伤亡以及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地形印度方面无法实施救援的消息，有时士兵死了好几天，才会有直升飞机来把尸体运走。大雪和低温造就了天然停尸房。星峡冰川的冲突是我们和印度在世界屋脊上的主要冲突之一。另一次更严重的、几乎导致全面战争的冲突是卡尔吉尔事件，这一事件我在后面的章节里再谈。除了上述两次冲突，自由克什米尔与印控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上也一直冲突不断，几乎每天发生交火、炮击和狙击行动。这一切表明，当两个邻国处于敌对状态时，即便是复杂的地形和恶劣的气候也不能阻止双方之间的交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