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来看看这份《钦定逆案》的名单，也确实让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么庞大并且长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团，其领导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识几个、出身底层市井之徒的太监魏忠贤，另一位则是因为奶水充足而凑巧选入宫中做奶娘的农村妇女。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监、一位乡村老妇，竟能领导这么多的大学士、部院大臣之类社会上层分子，这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把天启帝作为这个集团的主犯，反而会更合适一点。事实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权。那么，天启帝造谁的反、谋谁的逆?难道造他自己的反、谋自己的逆?当然不是!逻辑上也说不通。因此，说到底，还是朝廷的体制方面存在根本问题!
崇祯帝当然不会十分明白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但有一点他当时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体制方面的不足和后果，最大限度地调整理顺关系，发挥出体制的最大能量，去应对危局。
不过，崇祯帝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如此。这或许有客观条件方面的因素，但也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弄到后来，连崇祯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这样的局面：即位以来，朕那样辛苦勤政，而局面却无一点起色，反而越弄越糟。
崇祯帝即位之初，对宦官擅权最为痛恨，严惩不贷。没想到不久以后，他又走上了依凭宦官的旧路，其程度虽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个明朝中也是数得上一流的。
崇祯帝即位之后，严禁大臣结党，并屡屡痛惩，没想到却是越禁反而党争越烈，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祯帝即位伊始，便口口声声说要重用人才、选拔人才，为什么弄到后来却是朝署之中乌合之众甚多?除了开国皇帝太祖之外，本朝还没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惩过文武百官。真是贬杀愈多，吏治越坏，局面愈糟。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始终贯穿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除了客观因素的作用外，崇祯帝自己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呢?
在钦定逆案之后，朝廷经过了一段大清洗的动荡时期，最终总算初步稳定下来。
当时韩鑛任首辅，李标、钱龙锡等任大学士，所以便有“东林内阁”之称。东林内阁执政时期，朝廷诸事尚能勉强维持。尽管崇祯帝是急于事功，举措常有失误，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韩及其群辅们的辅佐，在一些大事的处理上，还算妥当，朝廷仍能相对平稳。
不过，随着外敌内乱的不断加剧，崇祯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极不是时候。在满洲军队于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长城防线，威胁京畿的关键时刻，这位自命不凡的崇祯帝，竟然没有识破满人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反间计，逮捕了辽东前线的总指挥袁崇焕，并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判处袁崇焕极刑，导演了一幕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事一发，朝廷政局陡然逆转。周延儒于此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参预机务，进入最高决策层。大学士钱龙锡却于此月被罢免。崇祯三年（1630）正月，首辅韩鑛被罢免。三月，另一位大学士李标致仕。六月，温体仁入阁。不久，周延儒被任命为首辅，原先接替韩鑛出任首辅的成基命被罢免。至此，东林内阁彻底解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