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春天，有位名叫武长春的辽阳男子，在逛妓院时，乘着酒兴，信口开河说些大逆不道的言辞，被东厂的人抓获，由许显纯掠审严讯。审讯的结果是：如果武长春的案子不及时破获，那么肯定会有犯上作乱之举，后果不堪设想!幸亏赖厂臣忠智，才立此奇勋。魏良卿当然是得了头功。天启帝知道后，自然十分高兴，论功行赏，给封了肃宁伯，赐了铁券(可依此免死)，不久又把他晋升为肃宁侯。
或许有人认为武长春的案子显然被夸大了，有邀功之嫌。其实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且不说在这种时候，满朝文武是否有人敢提出这种不合大势所趋的问题，单就武长春的案子本身而言，其功也是可大可小的。武长春在妓院中胡说八道本是事实，谁能保证他后来不犯上作乱呢?更何况犯上作乱本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像武长春这样口出狂言可以算是逆贼，像后来李自成那样率兵几十万造反也算是逆贼。虽然那位武长春被抓获时仅仅只是口出狂言，而且看起来也不太像是李自成式人物，但问题在于又有谁能保证这位在妓院中被抓获的武长春今后不会变成另一个李自成呢?既然这样，算作大功一件也不为过。天启帝大概也是这种想法。被魏忠贤蒙在鼓里的天启帝，想不通在这种尧舜之治的太平盛世，竟还有这样十恶不赦之徒想要造反，幸亏魏良卿及时破获，否则一旦得逞，怎么得了。因此，他到这年的十月份，又诏令给魏良卿进爵，封为宁国公。当然，在几个月中晋秩三级，快是快了点，但也不违反特例特办的原则。
知道魏良卿被封的缘由后，就不难理解魏忠贤一族及其亲信中竟会有那么多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封赏了。
尽管此时的朝廷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要在如此之大的帝国内找些粉饰太平的所谓功绩，也不算是件难事。像袁崇焕在宁远打败了努尔哈赤、各边关修建了堡垒、南京孝陵修葺完工、在甘肃很偶然地打了胜仗、法司缉获了盗贼，等等，都是不错的题材，并被上奏京师。
既然所有的功绩，都是由于魏忠贤领导有方，那么朝廷就应有功必奖，方能体现奖赏先进、激励来者的治国宗旨。问题在于魏忠贤已位尊上公，不能再升了，否则便有喧宾夺主之嫌了。
好在本朝的列祖列宗们，早就对此做出过一些基本的规定，使得魏忠贤的家人们可以分享其荣誉。魏忠贤的族孙魏希孟、魏希孔等，都世袭都督同知，外甥傅之琮、冯继先，俱为都督佥事。魏忠贤的亲信也有近20位获得了类似的名目。
自从督饷尚书黄运泰喊出“九千岁”后，“九千岁”似乎已是魏忠贤的代名词了。大概是“九千岁”还不足表达心中的祝福，据说后来又有人给他加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离万寿无疆仅一步之遥了。
到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有位叫陆万龄的监生，突发奇想，向朝廷建议：要求把魏忠贤供祠于国子监，配享孔子，而把魏忠贤的父亲，配享启圣公。陆万龄是这样陈述理由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