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东林党人是这样的糟糕，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想而知。尤其是他们对“三案”(梃击、移宫、红丸)之处理，更是不能容忍。现在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给事中杨所修、霍维华等人提出，应该把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奏章，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于是由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任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任副总裁。至六月，终于编成《三朝要典》。天启帝还为此书撰写了《御制序文》(实由顾秉谦执笔)，以示重视和支持。《要典》之中，编书者处处拼命诋毁东林党人，暴露宣扬东林党人的罪行。如对“梃击”案，编书者是这样评述的：
“王之寀竟然以此来开骨肉之争，诬陷皇祖(万历帝)，有负先帝(泰昌帝)，虽碎其骨也不足赎其罪!”
对“红丸”案，论述得则更精辟：
“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说先帝(泰昌帝)驾崩是不得善终，另有隐情；又附‘不讨贼’之论，诬蔑皇上(天启帝)不得正其始，是罔上不道。”
对“移宫”案，则直论杨涟等人邀功：
“杨涟等人勾结王安，故意加重李选侍之罪，以邀拥戴之功。”
结果是王之寀、孙慎行、杨涟被论为“三案”罪魁祸首。此时，杨涟已死，王之寀则于次年被下诏狱处死，孙慎行被追论遣戍宁夏。当时正在重修《光宗实录》，凡事涉三案的，都必须根据《三朝要典》重新改动。实录实录，顾名思义就应据实而录，但事实上从来就做不到。《光宗实录》修成不久，魏忠贤上台就要重修。后来东林党人重新上台，便又再改，前后共修了三次。好在这也不是明末的独创，唐初李世民上台后就改过其父亲的实录，本朝成祖朱棣也改过《太祖实录》。改来改去，不外乎是把自己越改越好，把敌人越描越黑。历史总想做高高在上的公证人、审判员，但写历史的人又有几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下令逮捕东林党人前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苏松巡抚周起元，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这几位就是“东林后七君子”。
他们都是魏忠贤及其党羽恨之入骨之人。
高攀龙，是东林党魁，官至高位，在位时处处为难魏忠贤。魏氏手下干将崔呈秀曾吃过高氏大亏，对他最是痛恨，不杀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周顺昌，也是令魏忠贤头痛的人物。有人认为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就是由他起草的。他赴湖广乡试时，又竟然在题目中提到赵高、仇士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魏忠贤自然不悦。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高攀龙、赵南星被解职返乡时，这位周顺昌竟公然相送至郊外，还与他们执手叹息。魏忠贤已实在不能再容忍了。正巧周顺昌也提出休假回乡，魏便让一小宦官赶到内阁，带去一个口信，说：
“此人尚可留在这里送客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