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东林党诬蔑成人人痛恨的邪党，魏忠贤又指使手下为“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翻案。首先由御史杨维垣、给事中霍维华提出重新评判三案，痛斥刘一燝、韩爌等东林党人当时的处理方法，并由此涉及到辛酉(1621)、癸亥(1623)的京察以及其他之事。凡是东林党人否定的人或事，此时全都被翻了过来。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凡是对魏忠贤手下的人有冤恨，或者他们不喜欢的人，一概被安上东林党的罪名，予以打击。到天启五年（1625）四月，朝廷重修《光宗实录》，把上述的这些“成果”以法定形式确立下来。
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往往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倾向，甚至直接就是现实政治的表现。东林党人当时为整倒方从哲及其同党，一上来就追论“红丸”等案，从历史事件入手，达到现实党争的目的。魏忠贤上台后，也同样采取了这种手法。最可怜的是李可灼，他为了那粒该死的红丸，开始是获赏，后来又被罚俸、甚至充军，魏忠贤重论“三案”之后，他又被免除充军，真是朝悲暮喜，大起大落。同样的事，同样的人，因不同的人当政，结果是迥然不同!因此，小人物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最好不要去掺和，因为小人物往往是政治斗争中的棋子，具体放在哪里由不得自己作主。
魏忠贤深知，要置东林骨干于死地，像“移宫”之类的罪行还不足至此。汪文言在天启四年底被捕后，许显纯原准备用“移宫”等罪名来迫害东林党人士，并于次年三月正式逮捕前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等。这六人是东林激进分子，被称为“东林前六君子”。大理寺丞徐大化认为原定罪名过轻，杀之不足以服众，应该给他们上纲上线。于是，徐大化给魏忠贤出了条毒计：
“如果只定他们‘移宫’罪，则无法与贪赃枉法搭上边。如果以杨镐、熊廷弼行贿、他们纳贿来定罪，则事关重大，杀之也更有名目。”
徐大化所以定出这条毒计，也是事出有因。熊廷弼兵败辽东后，被朝廷论处死罪，他为了活命，据说曾托汪文言向内廷许诺行贿白银40000两，得以暂缓执行死刑。但这位熊廷弼也算是清官，平时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话虽说出，到时却又拿不出这笔钱，这下可惹恼了魏忠贤之流，熊廷弼自然也难以活命了。这位恃才傲物的熊廷弼，在位时不肯贪污纳贿，聚敛私财，更不肯给朝中官员馈送分毫，临死前却又要放下架子，梦想靠行贿活命!这位书呆子，至死也不明白，行贿送礼之类的事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要用大把大把的银子的。平时要做清官，不贪不贿，囊空如洗，到这个时候竟还想去行贿求人，靠他一年几百两银的俸禄够么?
熊廷弼此举，不仅害了他自己，而且还害了那批东林党人。
魏忠贤自然会联想，熊廷弼既然想给内廷行贿，难道就不会给东林党人行贿?在魏忠贤看来，天下哪有什么一尘不染的清官。只要花足功夫，总能找点证据出来，何况还有一个现成的活证据汪文言在手中，不怕他不开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