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大臣们要求万历帝速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以免夜长梦多，给郑贵妃的儿子常洵占了上风。万历帝就是拖着不办，任凭他们去争，争到不太像话的时候，就拿几个大臣来惩处，但引起的却是大臣更激烈的抗争。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万历帝才立常洛为太子，同时册封福王常洵诸子。但大臣们很快发现，福王常洵仍留在宫中，不去洛阳就藩，而太子常洛虽为太子，仍受到冷落，地位反而不及福王。他们更据此进一步推测，万历帝册立太子不过是权宜之计，福王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坚决斗争，逼福王常洵去洛阳就藩，以至冲突再起。
文官们的这种做法，或许是过于咄咄逼人了。万历帝是否有立常洵而废常洛之意，至今不得而知。但万历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宠爱郑贵妃，自然也就不愿意郑贵妃因儿子远离而终日伤心难过。因为按照王朝的惯例，诸王就藩之后，几乎就等于放逐，很少再有机会回北京。这种生离死别的滋味，对于任何一个母亲来说，也难以接受。万历帝自然不想让贵妃因此伤心，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宠爱福王，从中也能享受到一些父子亲情、天伦之乐。否则，福王诸子一离宫，眼前只剩下一个呆头呆脑的太子，日子实在也是难熬。因此，万历帝开始时不立太子，或许就是不想让儿子们因册立而有贵贱之分。后来不让福王很快去洛阳就藩，也可能是出于亲情，倒并不一定就是有李代桃僵之意。废立太子，毕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像万历帝这样的君主，决不会不懂这方面的利害关系。
但大臣们绝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坚决要求福王之藩，并深信万历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郑贵妃的调唆。他们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依据。按照历史经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英明的天子，论理本不会做出不英明的事。因此，皇帝的所作所为，假如出了问题，那么肯定是他身边出了坏人，不是奸臣，就是权阉。实在找不出这两类人，那么就要从他身边的女人找原因。孔夫子就说过，女人与小人一样难养!其实，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社会中，女人哪有什么资格去做坏事?即使有，也应从男人身上去找原因!但当时的男性是不会也不愿意承认这点的。
最后，福王只得去了洛阳就藩。但大臣们仍担心太子常洛的地位，因为郑贵妃还在，并仍深得帝宠，谁能保证郑贵妃不会惹是生非?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果真发生了一件对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证实了大臣们的忧虑。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竟手持枣木棍，打进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的宫门内，击伤守门内侍李鉴，冲至前殿檐下，最后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