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在检讨明帝国崩溃的原因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明朝“虽亡于崇祯，而实亡于万历”，意思是说明朝亡国的祸根早在万历年间就已埋下，万历帝留给子孙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像一座即将倾圮的大厦，没有不崩的道理。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正德皇帝
万历帝(神宗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前后长达48年，比他的祖父嘉靖帝(世宗朱厚熜)还要长些。在隆庆五年（1571）的冬天，隆庆帝(穆宗朱载垕)就为年仅9虚岁的儿子朱翊钧举行了成人仪式。没想到此举似乎有先见之明，几个月后，隆庆帝便撒手归天，龙驭上宾，把大明朝的重担压到了年仅10虚岁的儿子肩上。
登基时的万历帝，实际上还是一位孩子，才刚刚懂事，根本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也谈不上承担什么责任。幼主当政，已属不祥，更不妙的是，前面的几位皇帝，留下来的已是一付烂摊子了。
万历帝的堂伯祖父正德帝(武宗朱厚照)，接位时年仅15虚岁。正德帝生性爱玩，除了朝政之外，几乎样样喜欢。更糟的是，他认为朝廷文官还不如太监，所以他宁愿把朝政托付给太监，也不愿重用文臣。正德帝先是重用刘瑾，后又宠用江彬、许泰。在这些太监的唆使下，正德帝几乎做尽了皇帝本不应该做的任何事，视皇帝之位几同儿戏。
正德帝的胡闹可以说是历代少见的。他的胡闹，不仅求新、立异、场面大、刺激性强，更要命的是，他专做那些皇帝不能做、至少不能公开做的那些事，公然蔑视被常人视作是立国之本的那套道德规范。他在内宫操练军队、拆房圈地、搭建帐篷、养狮驯豹，无事不做。有一次他在内宫玩耍烟火，不料引发大火，焚毁大量宫殿，正德帝望着冲天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了声：“好一棚大烟火也!”
正德帝到后来已不再满足于这些。他经常外出巡幸，一度长驻宣府镇，但又不允许官员们离开北京城。他不愿再用玉玺，也不愿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而是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并启用将军印信。至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帝竟要求给一位名叫朱寿的将军加封镇国公。他命吏部道：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这位朱寿，不是别人，正是正德帝自己。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自己任命自己为镇国公，真可以说是亘古未见。正德帝还跑到山西太原，与晋王府一位乐工的女儿打得火热，如胶似漆。正德十四年（1519）江西宁王叛乱，天下大震，惟有正德帝十分兴奋，因为他不仅可以显示他的军事实力，而且还可以借此机会去“巡幸”一下他多年想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此，他决定“亲征”。
实际上，就在他离开北京后的第二天，朝廷就接到了负责江西平叛的王守仁的密报，说宁王已经被俘，无需皇帝亲征。正德帝哪里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仍率军浩浩荡荡开赴南京。到达南京前，他突然颁布一道古怪的诏书，禁止天下饲养和宰杀猪。其原因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杀猪”和“杀朱”是谐音。正德帝给江南的这份见面礼几乎要引起骚乱，因为南方地区几乎家家养猪，生猪不仅是农家主要副业收入之一，而且猪肉也是当时底层百姓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但正德帝对此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强制推行。
正德帝在南京一住就是8个月，迟迟不肯回北京。富庶繁荣的江南，自然要比肃杀荒凉的北方更令人流连忘返，而美丽清秀的江南女子，大概也比晋王府的乐工之女更吸引人。正德帝哪里肯匆匆而过，自然要把他的“浩荡皇恩”多留些下来。只不过这样一来，苦煞了江南的百姓。好在住了8个月后，正德帝终于返京了。返京途中，他因在清江浦捕鱼，差点淹死，受了惊吓，回京后不久便驾崩了。据说正德帝临终前，也有悔过之意，说以前的那些荒唐事，都是自己之错，怪不得别人。
正德帝做了15年的荒唐皇帝，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化了原本存在的许多危机。碰到这样的皇帝，文官们除了冒着挨板子、丢官甚至送命的危险，拼命上疏要求皇帝改变主意外，再无他法，因为皇帝是无法选择的，只有等到他死才能更换。或许正是如此，许多文官对正德帝的死，倒不见得有多大悲伤，反而有点暗中庆幸。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新皇帝毕竟不至于像正德帝那样荒唐，而正德帝无后，也给他们在选立新帝时留下较大的余地。最后，他们选择了正德帝的堂弟朱厚熜接位，即后来的嘉靖帝。在他们看来，这位新皇帝各方面都比较令人满意，一定会给朝廷带来希望。然而。事实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
嘉靖皇帝
新皇帝朱厚熜出生在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县)。他的父亲朱祐杬是成化帝(宪宗朱见深)的第四子，与弘治皇帝(孝宗朱祐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被封兴献王，就藩安陆。
首辅杨廷和当时力主朱厚熜接位，是有一定目的性的。
依惯例，武宗死后无子嗣，本应从比武宗小一辈即载字辈的宗室中选一位新皇帝。而杨廷和却力主选同辈的朱厚熜接位。严格而言，杨廷和的这种做法，并不尽合大明礼制。他之所以要这样违例行事，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看重朱厚熜个人的品行和才学。据说朱厚熜自小就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而且熟悉朝廷礼仪，确实是一个合适人选。何况他当时才15虚岁，杨廷和大概也认为容易驾驭。没想到正是这位少年，在即位之初，就单枪匹马，与几乎是整个朝廷的文官对抗，并最终达到了目的。
嘉靖帝即位后，首先就提出如何在礼仪上确定他生父母的地位问题。依当时绝大部分文官的意见，嘉靖帝是以弘治皇帝的嗣子身份继位的，理应尊弘治帝为皇考。但这样一来，嘉靖帝就得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叔父母，这大概勾起了嘉靖帝的心病。
原来，嘉靖帝的祖母邵贵妃出身低微，被其父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在接受了一些书法和文学训练后，她被作为礼物献给了成化皇帝。到嘉靖帝即位时，这位贵妃已被打发到类似冷宫的浣衣局，且双目失明，风烛残年。嘉靖帝的生母蒋氏妃也只是一位武官之女，地位低微。正是在某种自卑而又逆反的心理驱使下，嘉靖皇帝与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大礼仪之争，为他的生父母争得了满意的地位和荣誉。
从大礼仪之争中，不难看出嘉靖帝为政为人的某些性格。
首先，嘉靖帝对自己的利益比对朝廷的利益更加看重，为了前者甚至可以不顾后者。嘉靖帝即位之初，天下百废待兴，亟待明君，而他竟然能弃之不顾，为一己之私利而与文官对抗数年，实在是自私之极。
其次，嘉靖帝性格残忍、狠毒。杨廷和是嘉靖帝得以登基的第一功臣，最终却被嘉靖帝逐出朝廷，不存丝毫感念之情。张太后(弘治帝之后，嘉靖帝之伯母)因为冷淡了嘉靖帝的生母，嘉靖帝便抓住一切机会随意羞辱和威逼太后及其家人。在嘉靖三年（1524），嘉靖帝为了其母亲的尊号，竟一次廷杖了180余位京官，其中17人因伤重致死。这种做法，在明代可谓是空前绝后。
这位嘉靖皇帝在位长达45年。在此期间，大明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蒙古人在北部屡屡入侵，构成严重威胁，而朝廷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朝廷为平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军费开支、皇室的挥霍无度、官吏的普遍腐败、税制的混乱和瓦解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等等，造成了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对这些，嘉靖帝似乎有些无动于衷，开始时尚能勉强应付，到后来干脆是消极对抗，甚至还一度把朝廷大权交给了严嵩，时局之败坏就不难想象了。
在漫长的40余年中，嘉靖帝似乎只对一件事有着长期的浓厚兴趣，甚至可以说是狂热，那就是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老。早在即位初期，就有一位叫邵元节的江西道士被他邀入宫中，祈雨禳灾，并“顺便”通过春药之类的办法，为皇帝解决了不育问题。皇帝在即位十多年之后，终于有了孩子，解除了后顾之忧。自此以后，嘉靖帝对道教的魔力更是深信不疑。
邵元节死后，陶仲文进宫接班。陶仲文擅长配制春药和扶乩。在他的指导下，嘉靖帝开始在这方面进行长期的修炼。从嘉靖十九年（1540）开始，嘉靖帝几乎全力以赴地修炼他的仙丹，并由于长期服用这些含有铅、砷有毒物质的仙丹，而导致了慢性中毒。到后来，嘉靖帝甚至还修炼内丹，大批的幼女被逼入宫内，不知所终。结果引发了一场少见的宫廷叛乱，几位宫女差点用绳子勒死了嘉靖皇帝。
晚年的嘉靖帝几乎成了一个怪物。由于慢性中毒，他严重失眠，以致常常彻夜不眠，批阅奏章。他的情绪极不稳定，记忆力严重衰退。他时时冒出一些古怪的念头，令人难以捉摸。为了哄他，大臣甚至要用种种可笑的办法，如在他睡觉时把桃子放在他身边，说是仙桃等等。嘉靖帝甚至还用扶乩来决定国家大事。也难怪海瑞要上奏章，大骂他是一位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并要他对帝国的危局负全部责任。据说当时嘉靖帝一读罢海瑞奏章，就大喊不要让海瑞跑了，要千刀万剐方才解恨。当得知海瑞已扛着棺材在外面等死时，他却又不想杀海瑞了。
就是这样的一位君主，整整统治了大明朝45年。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挺了过来。是靠帝国的惯性、文官集团的忠诚?还是靠嘉靖帝自己的统治手段?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嘉靖帝留给那智力迟钝的儿子隆庆帝(穆宗)和年幼的孙子万历帝（神宗）的江山，已是千疮百孔。正如当时民谣所讲的那样，是“嘉靖嘉靖，天下已尽”。
隆庆皇帝
嘉靖帝以后是隆庆帝(穆宗朱载垕)。隆庆皇帝在嘉靖和万历之间，似乎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而已。
隆庆皇帝即位时，年已30岁。他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中，而他的父亲似乎也没给过他过多的恩宠。他作为长子，很迟才被立为太子。即使在被立为太子后，也没有享受到作为太子应该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嘉靖帝对他和他的异母弟景王，似乎总是不偏不倚，以至于不少人由此猜测，这位太子未必能在老皇帝百年之后顺利接位。这种经历，对隆庆帝的心理甚至生理，自然会产生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按照传统的说法，隆庆帝是一位节俭和仁厚的君主。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现在已受到质疑。隆庆帝的生活根本谈不上什么节俭，传统史家笔法中所讲的仁厚之类的评语，与其说是称赞，还不如说是无能的婉转说法。事实上，隆庆帝智力迟钝，笨嘴拙舌，有人甚至怀疑他有轻度的精神失常。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隆庆帝在位期间，总是避免卷入家庭和朝廷的争执之中，也从来不做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以至于他手下的那些大学士们，经常要隆庆帝参加一些精心安排的盛大典礼，并以此来树立他的威望。
不过，这样的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却要比正德、嘉靖之类的荒唐皇帝好得多。隆庆帝的无能或不愿干预朝廷具体事务的态度，使得他手下那些有能力的官员们能放手去行使朝廷权力，管理帝国。隆庆朝近六年的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局面，也证明朝廷事务在没有皇帝的干预下似乎也能维持，甚至在某些时候或许能做得更好。万历初期张居正的统治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
隆庆帝的统治风格，实际上也为他幼小的儿子万历帝的执政初期种下了善根。由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班子，足以应付朝廷事务，因此，冲龄即位的万历帝，虽不能真正行使权力，但仍能依靠这一文官班子治理帝国，不致发生统治危机。但这种做法，也存在缺陷。因为权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两种局面。一是由数位权臣共同掌权，其后果是极易引起文官之间的倾轧或党争，并必然到影响朝政。二是出现一位大权独揽的权威型人物，并由他以皇帝的名义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权力，就像万历初期的张居正那样。但在后一种情形下，又有两个棘手的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如何保证这位文官独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为自己的圈子或个人谋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位文官独裁者的权威一旦失去时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后来张居正的统治经历，不幸印证了这些推测。
张居正的时代
大明朝历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而至万历，近70年的风风雨雨，已使它千疮百孔，根基不稳了。当时的明帝国，已到了非彻底整治不可的紧要关头。开国之君朱元璋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需要。200多年前朱元璋的统治政策，是依据帝国当时的实际情形制定的。这位从凤阳农村杀出来的半文盲皇帝，做梦也想不到200多年后帝国的具体状况，这事实上也不能归咎于他。但不幸的是，他的治国之策仍必须被奉为金科玉律，在帝国推行。尽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朝廷也作过些修修补补，但“祖宗之法”的大义宏旨，无法也无人敢去从根本上触动。这种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种局面，对于万历帝这个不满十岁的小皇帝来说，自然无能为力。幸好有首辅张居正能承担辅佐幼主的重任。他在两位实权人物--万历生母慈圣太后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有力支持下，控制住了局面，使帝国在万历初期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是明代后期最有作为也是最有争议的权臣。他属于那种有出众才能并且能通过政治手腕去施展才能的杰出文官。他的从政经历，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的张居正，熬到隆庆元年（1567）二月，终于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并在同年的四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之初，张居正本是一般的大学士，但他很快就利用上层矛盾，踢开了绊脚石，爬到了最高的位置。
他首先支持另一位大学士高拱，赶走了资深的首辅徐阶，让高拱取而代之，自己则伺机而待。隆庆帝死后，张居正终于抓住机会，利用高拱一个言辞不当的失误，把高拱赶回了老家，自己登上了首辅的宝座。在这一过程中，以太监冯保主持的司礼监起了关键作用。作为大学士的张居正，去结纳一个太监，即使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但张居正毫不犹豫地去做了。因为他深知冯保与万历帝、慈圣太后朝夕相处，在宫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这一点上，张居正要比其对手高拱精明得多。这也是张居正做事的一贯风格。
张居正的官职是内阁首辅。内阁是明代才开始设立的一种机构。明初丞相一职被废除后，皇帝直接控制中央各行政权力机构，承担了大量繁杂的行政事务。事实上，任何一个皇帝，无论他有多么英明能干、精力过人，大概都无法做到事必躬亲，而必须依靠一个秘书机构来作先期处理，分担压力。内阁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
既然是皇帝的秘书机构，那么，内阁的权力就很值得玩味。在某些时候，如皇帝年富力强、精明能干时，内阁就可能仅仅是一个处理公文、至多也只是提出初步意见的秘书班子。但假如皇帝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时，内阁就很有可能变成实际上的权力机构，而领导内阁的首辅也就很有可能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了。
张居正就是一位利用各种条件使自己拥有实权的首辅。在万历朝最初的10年中，张居正在慈圣太后、冯保的有力支持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和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时，帝国的局面已有了明显的改观。如张居正经过数年的努力，给万历帝留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财政积余，南北两京及一些省分，都有相当数量的存银。这相对于隆庆时的财政而言，简直可以说是奇迹。张居正的理财能力，确实令人叹服!也正是有了这笔积累，万历皇帝亲政后尚能支撑住局面，大明朝也尚能经得起一番折腾。
不过，张居正的做法，在当时就有不少人看不过去。现在看来，张居正之所以要这样做，除个人利益之外，也实在是有迫不得已的客观原因。
张居正交纳冯保，并通过冯保影响慈圣太后和小皇帝的做法，就引起不少非议。其实，张居正此举也是传统做法。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必须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合法性。但此时的皇帝，还仅是个孩子，事实上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因此，张居正自然要交结内廷，取得支持，而同时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能走正路。尽管小皇帝在臣民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但张居正深知小皇帝也是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明君。前任首辅高拱曾说当时的万历帝，是“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真可谓是一语中的。虽然张居正就是用这句话扳倒了高拱，但他心底里也完全明白高拱道出的是实情。他后来对小皇帝的管教是如此之严，其“不敬”的程度远远要超过高拱的那句话，以至于万历帝只要听说“张先生来了”，就打心眼里感到害怕。当然，张居正在死后也为他的做法付出了惨重代价。
张居正在任用亲信、打击异己、独揽大权方面的做法，也招致了许多攻击。张居正在统治期间，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不仅在北京有一批得力干将，如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都御史陈玠等等，绝对听命于他，而且在地方行政以及军队等部门也安插亲信，执行旨意，控制地方。张居正要这样做，原因自然复杂，也不能排除私情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帝国体制方面的原因。因为张居正虽位尊首辅，但实际上却不能对现行制度做出重大修改，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没有立法权。不仅如此，即使在具体行政事务上，他往往也只能先用私人渠道，把自己的意见通知下面的亲信，再由这些亲信用公文的形式上达，然后张居正才可以堂而皇之地正式表态，提出处理意见，并用皇帝的名义向下面推行。以张居正为中心的这套非正式的网络，其效率之高，是本朝的行政机构所难以相比的。
因此，从体制的角度来看，张居正所用的手法，在本质上与后来的魏忠贤并无二致。他在内依凭皇帝的信任和权威，在外则广植亲信，自成体系，以避开行政系统的低效率及其干扰。这也是明代权臣首选的政治手法。至于对朝廷的影响，则要看具体的操作者本人如何了。
这并不是要替张居正说什么辩护词。事实上，张居正也确实做了不少传统权臣难免要做的事。他的两个儿子竟先后考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别人则自然要起疑心，怀疑张居正是否做了手脚。张居正在其父亲去世后，尽管再三要求“丁忧”回乡，但最后还是不得不遵照皇帝之旨，“夺情”留京，带孝理政。但在许多人看来，张居正是贪恋权位，不遵孝道。张居正回家省亲时，竟用了32人的大轿。尽管这是皇帝特许的，但不少人仍坚持认为，这种行为是有逾大臣身份的。更严重的，张居正在家乡的财产急剧增长，而仅靠他每年数百两白银的俸禄，是绝无可能做到这点的，这样也就难免别人有进一步的联想了。到张居正一死，这些都成为他罪行中的一部分。
首辅身后凄凉事
张居正死时，万历皇帝已是近20岁的青年了。在痛哭流涕之余，万历皇帝隐隐约约也感到了些许的轻松。那位令人敬畏的张先生终于走了。
平心而论，万历皇帝早年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他比他的父亲隆庆皇帝要聪颖得多。在母亲慈圣太后和张居正的督察之下，万历帝接受了长期而又严格的正统教育，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圣明的君主。尽管他偶尔也因醉酒、骑马等行为而受到太后和张居正的批评，但总的来讲，仍是个合乎传统道德标准的年轻皇帝。而且在即位初期，他也一直为自己有张居正这样的辅佐大臣而感到庆幸，并自然而然地在许多方面以张居正为榜样。
但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帝逐渐听到了不少他原先根本无法听到的言论。张居正的对立派开始试探性地放出风声，旁敲侧击地把张居正的所谓种种罪行揭露出来，丑化其形象。万历帝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原先那位令人敬佩的“张先生”的形象，已逐步在脑海中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人唯亲、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的奸臣形象。
冯保家产的籍没，似乎已使万历帝确信了外面对张居正的闲言。冯保官至司礼监秉笔太监，长期与万历帝生活在一起，深得宠信。他与张居正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冯保家中被抄出财物之多之精，大大出乎万历帝的意料。既然太监冯保尚且能积下如此财物，那么万历帝自然有理由相信，张居正的家产肯定是一笔天文数字。联想到张居正生前对他的那种“道貌岸然”式的严厉教育，以及由此而受的委屈和羞辱，万历帝当时的心境是不难想象的。他决定对张居正进行清算。
清算是逐步进行的。张居正首先被剥夺了生前所获的太师头衔，几个儿子的官职自然也被罢免。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帝决定查抄张居正的家产。圣旨一到湖广，地方便立即派员封锁张府，任何人员不得出入，以等待钦差大臣前来查封。此举本是防止张家暗中转移财产，没想到钦差却姗姗来迟，以致张府中粮薪不济，饿死了不少人。
按本朝惯例，追没的财产应是张居正死时的全部家产。因此，其家族在张居正死后两年中的花销，自然要被追补，甚至还要加上可能被转移的那部分。这不仅给查抄带来了技术上的困难，而且也有很大的随意性。依万历皇帝等人最初的设想，张居正留下的家产应该是个大数目，没想到查抄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钦差大臣想当然地认为查抄数目远远不符合实际，便对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进行严刑逼供。张敬修最后被迫自杀身亡，而张家确实也交不出更多的财物，最后不了了之。张家的财产，后来被运到了北京，共110抬，并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不知万历帝过目之后有何感想，大概多少有点失望吧。
假如按张居正一年数百两白银的俸禄来计算，张居正的财产也不能算少。明初朱元璋确定的官员俸禄，本来就低，在后来的200余年中也基本上没有动过。官员如果只取俸禄，则连其基本的生计大概也难以维持。因此，绝大部分的官员，往往会在俸禄之外，另辟一些财源。只要不太过分，朝野也视之为合理。当然，也有例外，如海瑞就是典型。不过，能像海瑞那样吝啬地生活的上层官员，毕竟是少数，事实上明朝也只有他一个!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海瑞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为了博取政治名声。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官员看来，即使是圣贤先哲们，也主张“齐家”和“治国”并重，假如官做到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分上，还不如不做。这也就是人人都讲海瑞好但没有人愿意自己成为海瑞的原因。因此，在明朝后期的这种风气下，做了10年首辅的张居正，仅留下了这点财产，即使像要整他的万历帝之流，大概也觉得不能算是过分。
不过，既然抄了张居正的家，万历帝自然要给他安一个罪名。至于是什么罪名，似乎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万岁爷的明察就可以了。
在张府被抄四个月后，朝廷终于总结性地公布了张居正的罪状，大意是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专权乱政等等。本当剖棺戮户，仅仅是念其多年效劳，万历帝才加恩宽宥。张居正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之地充军，而对其老母则额外加恩，允许以空宅一所和田地一千亩予以赡养，以体现浩荡皇恩。
张居正及其时代就这样凄惨地结束了。许多人在事过境迁之后，尤其是在明末时局日益恶化之时，才纷纷想起了这位权臣的种种好处，甚至盼望大明朝还能再出一位像他那样的人物来扭转乾坤。可惜的是，大明朝没有也不可能再获得这样的机会了。
万历帝亲政
万历帝终于大权独揽了。
亲政以后的万历帝，也未尝不想有一番作为。他精神焕发，励精图治，俨然想成为一位臣民们理想的贤君。皇太后和张居正十余年的严格教育，此时对他仍有一定的影响。他对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亲自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互赠。他对于各种礼仪也颇为重视。早朝、经筵也十分讲究。他热心参与各种典礼，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诚意；同时，还策励臣工勤俭笃实。万历十三年（1585），万历帝为解决长期的旱灾，曾十分努力地去履行祈雨的礼仪。在干旱炎热中，他亲自步行去天坛祭天祈雨，同时也破例让京师的臣民亲眼目睹这位年轻万岁爷的天颜。亲政之后的短短几年中，万历帝曾四次外出祭祀祖陵，不辞辛苦。因此，当时许多人都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寄予厚望。
张居正死后，上层文官班子作了重大调整，很快就形成了以首辅申时行为首的新内阁。申时行与张居正共过事，深知张居正为何在死后会落得如此惨局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吸取了教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一方面与皇帝保持良好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他也一改张居正严厉刚正的为政风格，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竭力维护文官集团的团结，协调朝廷方方面面的关系。在他看来，既然朝廷的制度无法作根本性的调整，那么，只有理顺君臣关系，加强文官之间的合作和团结，同舟共济，才能维持局面。
也正因为如此，在万历亲政后的最初几年中，朝廷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反而颇有些中兴的新气象。包括万历帝在内的许多人，在那时也都觉得，张居正死后，天也没有塌下来。没有张居正和他的那一套，大明朝的日子照样一天天地过了下去，而且也似乎过得很不错。想到这些，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不少人甚至还暗暗庆幸：倒张算是倒对了!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首先感到别扭的是万历皇帝。他在抄没张居正家产以后不久，就逐渐发现，张居正的倒台并不像他原先认为的那样简单。在倒张的文官中，有不少人是出于私人恩怨，挟私报复，也有人是出于个人名利，其动机并不见得就冠冕堂皇。不过，在他看来，这些人虽然可恶，但并不可怕，也不难对付。令他感到可怕而且难以对付的，倒是倒张运动中的另一类文官。
这类文官，属于那种强硬而坚决、顽固又拘泥的道德型人物。他们有一套正统的道德和礼仪规范，并认为这是救世治国的惟一灵丹妙药。帝国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危机，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他们的那一套没有得到彻底的实行。因此，他们绝对不能容忍那些不合乎道德的言行。他们用警惕的眼光，仔细地挑剔着任何人和事，一旦发现问题，便会毫不犹豫地群起而攻之，其道德狂热和牺牲精神令人生畏。
这些人在倒掉张居正后，并不满足，他们又瞄准了年轻的万历皇帝和文官领袖申时行。万历皇帝越来越感到，这批文官有着十分传统和固定的模式，并竭力要引导自己踏上其理想中的“贤君”之路。自己虽有帝王之尊，但实际上往往只是个摆设，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事，更谈不上什么保持个性。自己的行为，只要稍有偏离之处，便会招致群臣们各种各样的反对。就像有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自己，令他感到压抑甚至是窒息。
万历帝曾想亲自训练军队，大臣们便以此举不合祖制为由，力劝他放弃这样的念头。他曾几次去视察自己的陵墓，大臣们又觉得过于招摇，便以安全为由予以取消。诸如此类的事情，已越来越令万历帝不快。而最令他伤心的是，他虽贵为天子，却不能给自己心爱的女人提供她想要的东西。
位尊天子的万历帝，身边自然不缺女人。拥有众多妃嫔，本是皇帝分内的权利，万历帝也不会例外。更何况武宗无后而引起皇位继承危机这一前车之鉴，也令张居正等人觉得有必要让万历帝早日成婚，免得节外生枝。因此，万历六年（1578），在母亲慈圣太后的安排下，年仅14岁的万历帝娶了一位比自己小一岁的平民之女，即王皇后。在此以后，万历帝又册封了许多妃嫔，其后宫也已颇具规模了。
但是，对于周围佳丽如云的惟一男性来说，皇帝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女色本身。当然，万历帝也会偶然兴起，做出一些与他身份不符的事情来。如在万历九年（1581）冬天，万历帝看中了慈宁宫一位年长的宫女，并使她怀上了身孕。可能是万历帝在事后也觉得自己此举不太雅观，所以就一直没敢向太后启齿提及。不过，当时的太后，求孙心切，对此不仅没有责怪之意，反而还很高兴。次年秋八月，这位宫女生下了一个男孩，即后来的光宗。母以子贵，这位宫女也一步登天，被封为恭妃。不过，这种册封，也只是依例而行，倒不见得是万历帝的特别眷宠。
真正让万历帝动心的，是一位后来被称作郑贵妃的女性。这位郑氏，在万历十年（1582）与其他八位女性一起被册封为淑嫔。当时，她才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少女。从一开始，她就赢得了万历帝的一往情深，而且可以说是终生不渝。能得到如此恩宠，大概不仅仅是因为她有闭月羞花的容貌，更多的倒是因为她聪明伶俐，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并能与万历帝进行心灵上的沟通。也难怪万历帝在众多的后宫佳丽中，惟独对她宠爱有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