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月二十八日甲午，朱棣又颁发一道檄文，说是“为报父仇事，谕普天之下藩屏诸王、大小衙门官吏军民人等”。朱棣的一个用心，便是指责“奸臣惑主”，动辄说“齐尚书黄太卿左班文职等官谗佞君上，恣行不道，苦害军民”。本来，马上得天下，打江山要靠武人；而马上不能治天下，当社会秩序稳定后，文臣的地位势必提高，武将不免要受些冷落，自然会心怀不满，这成为朱棣利用的口实，他“指斥左班文臣”的谗佞，不仅在于动员舆论，而且是故意表现出是为武将们泄愤，借以拉拢他们为己所用。朱棣还把自己及众亲王描绘成一副无端被害的模样，以争得民众的同情心，并借以呼吁反叛诸王与之结成联盟。最后，檄文声称“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不与之共戴天，不报得此仇，纵死亦不已。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率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他号召：“天下都司，并各处卫所指挥官吏，当思我父皇恩养厚德，同心戮力，整尔士卒，砺尔戈矛，星驰前来，共行捕获左班文职奸臣，献俘于祖宗神明，令受非常之刑宪。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民，使我父皇子孙基业以永万世。”
读这一通檄文，洋洋洒洒，声气夺人，真有席卷天下之势。不过，朱棣振振有词，反复说钦遵《皇明祖训》如何如何。《皇明祖训》是怎样写的呢？我们已在前面引过《皇明祖训》原文了。
朱棣所为与祖训规定相较实有大谬。在新天子即位之后，即使“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也要奉“天子密诏”才能“统领镇兵讨平之”。今不但无天子调兵勤王之密诏，反有削燕王爵之明诏。而朱棣还是断章取义反复引用“祖训”，他不仅在舆论宣传上先声夺人，而且取得了事实上的军事胜利。他声称有“精兵三十万”虽不免有所夸张，但与实际相去必不至甚远。朝廷方面面对这一形势如何措置呢？
在燕王舆论的压力下，朝廷宣布罢免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职务。理由没有宣布，据说朝廷意在撤掉燕军攻击的目标，借以缓解燕军的攻势。然而，建文帝实际并未让齐泰、黄子澄离开左右，仍然让他们参与密议。
朝廷所为，实是失策之举。撤掉齐黄，等于承认了燕王关于奸臣乱政误国的指责，只能长燕军的威风，灭官军的锐气。同时，我们看到，朝廷对于燕王在上书和檄文中所提出的指责及燕王的叛逆之罪，均未做出更有力的辩驳。当然，靖难之役后，凡不利于朱棣的文献全都被销毁了。使得我们不能了解双方论辩的全貌。不过，我们从朱棣给朝廷的上书中，也可以看出朝廷的论辩不是很有力的。
朝廷也并不甘心失败。李景隆既已加官，乃整顿军马，屯兵德州，以备明春再举。燕王起兵后，河北诸卫一带官军将领非败即降，大多加入了燕王的营垒，只有少数军官为朝廷力战而蹈死赴义。蓟州马宣及镇抚曾浚在与众披縻中率众力战而死后，河北指挥张伦率领两卫的官军自拔南归，宣誓“矢死报国” 。他们接受朝命加入了李景隆军。同时，朝廷也想在战场之外屈服燕军。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向建文帝献策约束诸王的书生高巍，被命景隆出师，参赞军务。这时，参赞军务高巍上书朝廷，表示愿意出使燕藩，披忠胆，大陈义礼，晓以祸福，劝说燕王罢兵 。
高巍受命来到燕藩。见燕藩旗甲鲜明，军伍整肃，毕竟胜军，气象不同。他自称“国朝处士臣高巍”，将事先拟好的书信送至燕府。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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