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请分现场的第二位朋友，还得精挑细选。我们这没有托儿。
问：崔先生问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您今天说的电视的庸俗化与其说是电视的庸俗化，不如说是整个大众媒介的庸俗化。因为您也提到了报纸的庸俗和网络的庸俗。我觉得您刚才没有提到一个所谓的受众问题，因为整个受众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是坐在沙发上，手里可能拿着一张报纸，或者干着别的事，聊着天，然后手里拿着摇控器在看电视。看电视这种状态就影响了他整个的这种收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很难像听讲座一样，认真地去看电视。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每周都要去听讲座，但是我很难在电视上听讲座。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包括凤凰卫视的这个“世纪大讲堂”都是很有品味的一种讲座性的文化栏目，但是我很难在电视上去听。因为我觉得家里一种环境，躺在沙发上，坐在沙发上，吃着零食，就和文学馆这样的殿堂里听讲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电视里如果去讲很严肃的这种节目，就是高雅讲座这种节目，可能很难赢得受众的欢迎。我觉得电视庸俗化它可能有这种电视作为一种媒体可能是一种特定的原因。另外这个所谓看电视的受众，如果说我们有过调查，有一种说法就是真正看电视的人可能文化水平并不高，可能电视对于普通大众来讲是他惟一的娱乐方式。真正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很多有素质人士可能少看电视，电视制作人在做这种节目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照顾到这些观众。庸俗的节目，或者说是低俗化的节目，我们是不是给它规定一个底线?就是可以庸俗但不要下流。这是一个。第二个我想就是说港台的节目比如说《非常男女》什么的，我们听题目就可以听出来，它的名字就是比较庸俗的一个。实际上这两个节目是非常的真实。每一个观点、每一个观众的选择以及嘉宾专家的反映都非常真实。而且节目做得非常好。
傅光明：对不起，朋友，请你干净利落地把你的两个问题说清楚，第一个是什么问题，第二个是什么问题?
问：第一问题是电视是不是有一个底线，就是庸俗但不下流?第二个我觉得像《非常男女》那样节目所谓大俗才能大雅的节目。我觉得我们大陆的电视节目是否还没有做到大俗，所以不能大雅?是不是大陆做的电视节目还没有达到俗出品味的那种感觉?谢谢。
答：很对不起，这位朋友，虽然我看不到你的形象，但是从你的声音判断，我觉得你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小伙子啊!但是我觉得你太宽容了，你说把底线下降到庸俗不下流。我可以告诉你，凭我的经验，如果你允许他庸俗，他一定会下流的。所以这个底线靠不住。
还有你说《非常男女》因为很真实，所以很可爱。这个我也不同意。我不认为所有的真实都是可爱的，我觉得一些坏人也很真实，但是确实是可憎。刚才我们在谈《还珠格格》的时候，谈到了一个共同的基础，我觉得所有事都需要一个基础。比如国外的电影，采用分级制，我认为那是非常科学的。为什么科学呢?它就要你有一定的基础，比如说你要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你才有可能去看戏是吧?因为你知道历史是什么，你才可能去看戏说。你不能用戏说当作历史，那是不负责任的。你有了一定的生理学、生殖学的基础，你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放大自己的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真实的基础作铺垫，只用放大的想象作为真实的想象，你肯定会失败，你肯定会失望，还很有可能会误入歧途。恕我直言《非常男女》就有这样的趋向。
刚才有一个观众给我递上来一个条子，他说你刚才说的“说服”实际上应该念说服，这就是港台庸俗化对内地影响的一个例子。他说：“很多庸俗化在一些人身上是不自觉的。说客。才念说，说客，游说才念说，而这个说服呢，应该念说服”。首先感谢您提出来，但是我想去查一查!
问：崔老师，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有一些新闻报道是人为炒作，还有一些就是制造假新闻。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新闻界的反腐败的问题?因为足球界啊还有这个证券界等等，已经存在这些问题，想听听您的看法。第二个，现在电视产业发展成这么发达的程度，它是商业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经历的阶段。我想请问您一下，对于这个商业化过程中它的这个庸俗化的尺度怎么样把握?第三个问题，因为我感觉到确实不光是电视还有整个媒体存在的整个的人文化的庸俗化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在新闻里面，尤其是电视这种可视性很强的媒体，它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对电视人的道德和文化，他的这种责任的一种更高的要求。我觉得这个要求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些比如说法律等方面的一些手段来解决?所以说我提出第三个问题，请问您就像英国的那个老太太，她有一个清洁电视的运动，有一批这样的人，这些关心电视庸俗化的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运动?我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形成一种正面的力量。我想问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谢谢!
答：首先，这里面有没有腐败?我想肯定是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中也夹杂着一些腐败，也许揭新闻界的腐败，不那么容易，因为他们掌握着这个舆论工具嘛!所以他们老说足协腐败。到底是新闻腐败厉害一些，还是足协腐败厉害一些?这还是个未知数。
第二，你说这个关于法律和道德，我觉得新闻从业人员也是由这么一群普通的人组成的，你艰难想象他会比普通的人高多少?我觉得有法律来约束足够了。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有关新闻的法律。我们所有搞新闻的人都希望有新闻法，早一点出台，既保护媒介工作者的利益，也保护被采访的当事人的利益。那道德当然是更高的要求啦。但是现在重要的还不是这个道德的要求，重要的是首先有这个法律出台。还有你说，这可能是个必然过程，这个电视庸俗化是它商业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的过程。有很多事情都有必然的进程，但是我觉得中国落后有它的劣势，也有它的好处。它的好处之一是在于可以参考那些发达国家成熟运作的样式。既然我们都知道好的方式、成熟的方式、科学的方式、规矩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还非要误入歧途呢?为什么还非要走弯路呢?这是我永远想不通的一个问题。谢谢。
问：崔老师。这里我想首先请问的是，你今天演讲的这个题目是你自己定的呢，还是别人指定让你讲这个题目?
答：是我自己定的。
问：噢，如果这个题目是你自己定的，我觉得我非常佩服你。首先我觉得正如你说你讲这个题目你心情很沉重，你自己作为一个电视人整天面对的是你的领导和你周围的人，都是从事电视节目的，你讲这个电视的庸俗化，我觉得你应该有很大的风险。回去以后肯定他们也会对你有一定的意见和不满，这是肯定的。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应该对你表示深深的敬意。谢谢。
第二，电视它应该说具有很多特点，而你把这个庸俗化提出来作为它一个突出的特点，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话，很佩服你的勇气，能够进行自我批评。我还想说的是，你刚才提到任何事情它可能是一个互动的结果，那这个庸俗化也说明了咱们这个受众的一种庸俗。作为电视人你觉得我们这个观众要改变这种庸俗，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第二个问题是，你说你们《实话实说》节目里面没有一个托，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谈话。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些现场的观众他们和其他栏目的那些观众有什么区别?他们来的途径和渠道是什么样的?谢谢。
答：我们有一条热线63984662，这个热线是可以报名的。我们不接待团体，因为团体的确就会有商业利益在里面。我们只接待个人。而参加这个《实话实说》节目，是不收费的。同时，我们也不发任何纪念品。我们想，大家来到这里就是想表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没有什么纪念品可发。大家既然到这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我们没有办法向大家收钱。所以就是有这样一条热线。哪位朋友想参加，哪位朋友的亲戚想参加，哪位朋友的同学想参加，都打这个热线电话报名。你报上你的姓名和你的联系方式，说出来你喜欢的话题，类别这些，比如我喜欢教育类，我喜欢家庭情感类的，法律类的。你说出你喜欢的类别，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给你登记下来，遇到这样的节目时，他就会通知你到现场来参与。63984662。
傅光明：到文学馆来听讲座连预约都不用，您自己来就行了。
问：崔老师你好，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有两个学者说的现象，一个说庸俗，一个说世俗。虽然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我还是想追问一句，您对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怎么看的?我觉得电视要发展，它肯定得面对大众。这个大众化的文化和那个庸俗或者世俗文化有什么区别?能否谈谈你对大俗就能大雅的这种问题的看法?谢谢。
答：当时那两个知识分子争论了好几天。关于庸俗和世俗的争论，我也没仔细看，因为我也看不太懂。但是你要让我来分，我觉得非常简单。我觉得世俗里面没有庸俗的成份，世俗不庸俗。世俗是很有人情味的，世俗是一种对生活坦然的一种态度。庸俗就是庸俗，庸俗我给你查查字典。在这呢，《现代汉语词典》1391页，庸俗就是“平庸鄙俗；不高尚”。我觉得世俗是非常高尚的。我过去也在大杂院里生活过，我在农村生活过三年。其他的时间都是在部队大院，应该说过的是非常世俗的生活，到现在那些人那些事对我的做人有很深的影响。
问：那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他觉得那个俗和雅靠不上，他鄙视抛头露面，不愿意和电视台合作?他们就觉得那个俗和雅隔得有点远，沾不上边。不知道您怎么看的?
答：这个其实刚才我也讲了，知识分子不参加有很多的原因，一个是他觉得电视俗，怕电视人伤害他。一个是他自己确实还没有做到大雅即大俗，所以他到了电视台，除了背诵他的那些学术观点和学术词汇，他没有办法说正常的话，甚至他一说我们普通人说的话，就会露怯，就会露相。这也是他们心惊胆战上电视的一个原因。
问：崔先生你好，我今天想问您两个问题，因为看刚才别的朋友没有提到。您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您的板块，您的节目我每期都看，它有一个乐队编制，大概是四个人吧!有一种说法说，这四个人是您的智囊团，能在必要的时候给您某种提示，以至于您的节目做得与众不同，这是其一。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有这个作用?或者是就为了热闹?本人的观点倾向于后者。我是一个喜欢听音乐的人，我对各种音乐的感受很丰富，我觉得它除了热闹，也确实没有起到衬托您的不同凡响的地方，就是说对您的品味，有它并不高，没它也不见得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去年我看了一个题材，一个话题吧!因为我每个都看，记不清是哪一期了。有一个叫做史国梁的画家，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的老师，来中央台做了一个节目。在节目中我看您也是几次动情几乎要落泪。这里面有没有虚假的成分?我本人是经过文革的，我觉得在我身边有同样的经验跟感受的人、亲身经历的人很多。我们在私下里也曾经研究过，如果是《实话实说》请咱们做这个节目，咱们做不做?回答是坚决不做。我本人对此已经，咱们就别说哪个媒体了，为这个话题拒绝过媒体采访。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像这个话题最好的办法是不再说，因为它牵涉到历史，历史有许多是不可以重提的，包括像文学馆这么高尚的文学殿堂，在它做一个研究的时候，对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在一般的谈话节目里说，你既解决不了深层问题，那只能暴露给人看，某某人有这样问题，有这样的不幸，那个老师如何看那个学生如何后悔。最近又有一个消息，就是听说这位史国梁剃度出家了，是吧?我对他这个所谓回头是岸有点置疑。当然有些内幕情况我不太了解，我不是圈内人，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一个您的电视节目的爱好者，其他电视节目还两说着呢!谢谢您。
答：我特别愿意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确实这两个问题是有分量的。一个是关于乐队，乐队能有热闹的成分，也许他们表现得不好，或者说发挥得不好，我们最早设计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想的。因为您也知道，不是所有的话都在电视里可以说，不是所有的话在电视里都可以说完，也不是所有的话在电视里都可以说到。所以我们希望乐队有一个延续的作用，有一个意在不言中的作用。所以我经常跟乐队的几个伙伴说：“你们是在用手里的乐器，来参加今天现场的讨论，你们是在用你们手里的乐器来表达你们的观点。”但是这几个孩子太年轻了，没有办法，他们没受过什么苦，他们可能连“四人帮”是哪四个都凑不齐。我觉得要求他们有那么深刻的思想，还要过一段时间。
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关于这个乐队的设计，我们确实有我们的想法，可能现在没有语言满足性，大家觉得不理想。对不起老师。这个节目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节目，应该告诉大家一个背景，史国梁在做这个节目之前，他就早已经剃度出家了。他当时真实的身份是画僧。他现在也是画僧，他当时还想穿着袈裟到我们现场来。我个人不太同意，因为我们在跟他作了仔细的谈话，仔细地了解以后，我们认为他的忏悔有宗教的成分。但是更多是内心感悟的成分，我们不希望大家认为是因为有了宗教才有了这种忏悔。很多事情还是不能给他圆满的解决。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一个有忏悔精神的人评价自己的良心，在这个现场来坦白自己内心真实的定位。这样这个史国梁就穿着普通的衣服来了。文革的时候我非常小，才3岁，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主要的印象就是我的母亲当时经常带着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到北京各个公园去，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我自己做饭，做疙瘩汤，有时候一吃吃一个月疙瘩汤，吃得挺难受的，所以我们觉得文革特别罪恶。后来长大了，有知识了，会读书了，才知道文革确实是带给中国人的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不光电视媒介，所有的媒介在谈到文革的时候，大多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很多当事人至今还不能站起来忏悔，不能检讨自己的过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危险。我想我也应该体谅您的心情，也许作为当事人让你们回忆那么惨痛的这种经历是非常不人道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整个民族把这件事情都忘记了，早晚有一天还会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