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国可就不一样了，庸俗的节目大家可以看，而且还可以口口相传，甚至不脸红。我觉得甚至有知识分子还在为这样的节目撑腰。最庸俗的节目我们在日本看过，是日本和美国合作拍摄的，那已经庸俗到再没法再庸俗了，到头了。它是在纽约大街上和东京大街上付钱，让妇女展示自己的胸部。二百美元同意吗?不行!三百呢，也不同意。三百五呢?看看她的男朋友。她的男朋友说：“你随便，你自己做主吧!”五百美元，同意啦!这居然是一个电视栏目。
我们说了，很多这国外电视的庸俗，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地注意到在国外的媒体和受众中，有坚定地反对庸俗的声音。美国时代华纳的副总裁，他在谈到当前美国的电视节目时，要求电视节目制作人，清点自己的言行。他说现在的电视，愚蠢、低劣、糟糕、充满暴力和冲突。他认为电视人有责任知道电视对青年人的思想影响大于家庭、大于教堂、大于学校或者政府。他批评电视行业中太多的人太关注挣钱啦!在英国有一位名叫玛莉·怀特豪斯的老太太，三十年如一日，揭露媒体的弊端，一直到去年的11月23日，她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她九十一岁。怀特豪斯是净化电视运动和英国全国听众和电视协会的领军人物，自1964年以来，她领导的运动声势浩大，让那些电视制作人心惊胆颤。她一直抨击媒介在散布威胁、肮脏和歹毒的语言。早年她担任过艺术教师，注意到她的学生在看完电视播放的婚外恋的节目以后，就在校外的车棚里边偷偷地效仿。她十分镇定，所以走上了与媒体抗争的道路。1997年英国首相还给她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她提出的观点。我觉得目前我们国内对电视的庸俗化的制约是很弱的，国内对电视庸俗化的制约大多是来自上级主管部门，但上级主管部门的主要目的，或者主导思想还不是如何抑制庸俗，他们的想法是如何把中央的声音尽快地贯彻下来。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抓了这点却放了那一点，而民间几乎没有反对庸俗的有效的力量。
我说的是在我们的电视观众群中，几乎没有这样一支有效的力量。这给了庸俗电视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港台的电视相比，我们甚至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我是想致力于电视庸俗化的研究，我觉得应该有人关注它。但是关于电视庸俗化的特征和表现形式，我还说不系统，因为我觉得好像很难概括，有的事情似是而非，或者说它在边缘。我试着说一下它的特征，如果不准，请大家批评。
比如电视出现的这种浮化、浪费、重复和模仿。谈话节目是同样的格式，谈同样的内容。电视剧是用同样的手法，表达同样的主题。文艺晚会经常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舞台唱同一首歌，或者演同一个小品。我想，如果我们仅仅计算这个重复所花费的钱财，就会让人触目惊心，还不要说他们根本没有同样的水准，基本上都是近亲繁殖，理所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
庸俗化还有一个表现，比如有些读者认为，和过去的假大空、高大全文学相比，现在的痞子文学就是自由的。但是痞子文学并不是真正的文学，或者说它并不是纯粹文学的全部。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正面报道里很难树立真正的人的形象。比如在抗洪前线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报道：突然一个人父亲或者母亲病危啦，他还坚持在抗洪第一线，还在坚持扛麻包。我觉得如果我们放大到一个社会的背景来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最人道的选择就是他回家去看父母。因为他如果不回去，可能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父母了。抗洪大军里，如果少了这一个扛麻包的人，我们照样可以把那漏洞补上。
我个人对雷锋特别有兴趣，我经常收集雷锋的资料，我最近还去了湖南的雷锋纪念馆。我在这里看到了一篇文章，是美国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写的，他的文章是这样说的，他说雷锋是一个平凡的好人，他秘密地为同志们洗衣裳，心中装着的不是漂亮的女人，而是毛泽东。当别人享受快乐打发时光时，雷锋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在建筑工地劳动。他把自己的积蓄送给贫苦的农民。坐火车时他不仅为别人让座位，而且在旅途中洗擦车厢窗户和地板。
雷锋在湖南的家，我去过。他那个家过去是个地主大院，非常大，有这个厅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大院，两边全是房。雷锋家因为当时是佃户，租种地主家的地，所以也租了这个院的两间房。解放以后，政府作主就把这两间房分给了雷锋家。我到了他家里，站在那。地主的房子基本上都拆掉了，站到那看那么大的一个院子里，真是扬眉吐气。所以我觉得你能想象得出雷锋在那个时候的欢快的心情。他已经成了孤儿，从童年到少年长大的过程中，是他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一点米一点水把他喂养大的。所以在雷锋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回报的心理，要报答别人。这可能就是他做好事最早的一个动因，而不是我们后来想像的这样，每做一样好事，脑子里头会想象出毛主席语录。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雷锋爱别人和帮助别人，是他发自内心的。
这些年随着宣传的解禁，我们又看到了许多雷锋新的故事，比如雷锋的皮夹克，雷锋的名牌手表，雷锋爱过的女人以及雷锋写的诗歌。从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雷锋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这个时候我觉得雷锋才离我们很近，我们才有可能学他，也学得了。小的时候我们学雷锋觉得很难学，上学的路上学，放学的路上学，课堂上学。但是一到节假日，也有可能学不成。因为那时候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享乐思想以至于拜金主义思想都要抬头。大家可能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所谓的主旋律的影片不都是好看的，就是因为它格式化，那些人不能活生生地活在我们心里。
还有一种特征就是批评报道随心所欲。批评常常没有标准，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这个单位得罪了这个媒体，所以被批评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或者说当这个媒体的记者去采访的时候，被采访单位表现得不恭敬，被批评的可能也很大。如果他不向媒体低头，他可能还会被重复地批评。如果你认识一个媒体的人，你还多了一个批评别人的渠道。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在现今的媒体中都有以钱而论的现象。我们应该怀疑用钱买来的表扬是不真实的，而花钱雇得的批评也是不公正的。在一些节目中为了让自己的批评或者表扬有力度，有一些采访者是被安排的。比如说一个市民对某一件事发表某一方面的观点，一般采用的是街头采访的方式。但是创作者想得到的这个观点太偏执，太刁钻，这样的观点如果到街头去拦截采访的话，可能很难问到。所以，他们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找一下自己的熟人，甚至是自己的同事，还有可能是正在这个单位实习的实习生，让他们来扮演这个市民，来说这样的话。而这种报道不是当作电视剧使用，就是当作新闻或者新闻专题使用。如果在发达国家，这就是丑闻，但是在我们这，是大家认为制作得非常精良的新闻节目。在有一些这类谈话节目里，你会看到经常有现场随即站起来发言的人，举手发言的人，你误以为那是随即来的观众，主动的发言，实际上那也是精心安排的“托儿”。这些人表达的，观点不是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而是媒体的声音，制作者的声音。有时候如果你们参加电视节目的时候，有人会偷偷地塞给你们一个条，条上写着几句话，或者一个观点，是他希望你表达的。这个时候我希望你把这个条撕碎，扔到他的脸上。还有的时候，有一些节目出于强烈的虚荣心，要找人在自己的节目中吹墟自己的节目和自己节目的主持人。比如我去采访一个人，请他谈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站起来会说我特别喜欢《实话实说》节目，我觉得崔永元是中国最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谈谈我对这个事的观点，这样的人基本上都是安排的，你们不要信啊。在国外，都是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制约这样的事情的，不让它泛滥。其实在我们国内雇用吹鼓手，吹捧即将上映的电影以谋取高票房的手法，几乎已经成了行业惯例。每一个电影都要这样走，而且有一些电影告诉你有一些高票房，连票房的数字都是捏造的。电视台也用同样的手段捏造热门电视剧的收视率。所以有时候你有一些感觉，你觉得这个电视剧我根本就没有看啊!我也不爱看，但是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呢!我告诉你，你的感觉是对的，实际上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看，这个数字是电视台捏造出来的，因为它不捏造这样的收视率，广告商就不会投广告，就挣不来钱。有意思的是，像现在这样捏造的收视率包括这个虚假的电影票房，很多受众已经根本不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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