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今天我请来的主讲人，是诗人、散文家邹静之先生。他作为诗人和散文家的知名度，远远没有作为电视连续剧《康熙微服私访记》的编剧知名度那么大，那是因为电视的受众群体太大了，这也是好事，反过来使了解作为编剧的邹先生的观众、读者们，更想来读他的诗歌和散文。这对邹先生本人来说，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良性互动。我在请邹先生的时候，就希望他给我们讲一讲新编历史剧。邹先生对诗歌非常执着，他说不，我一定要讲诗，可见他对于他钟爱的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是非常痴迷的。我说如何把诗歌和电视剧纠在一块，他说你放心，我有这个本事，包管让你满意。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诗歌与历史剧》。下面让我们鼓掌欢迎邹先生开讲。
首先感谢大家在大年初四过大年的时候，能从北京的各个角落到这儿集聚一堂，谈文学，谈诗歌，谈散文，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一直是《诗刊》的编辑，不是一个经常讲课的人，所以，我只能在这儿谈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和体会，就是说，它可能在理论上没有那么高层建筑，但它确实是实践中的经验。
我想就先谈诗，前一段有一个企业家，他跟我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诗歌和广告怎么联系。这个问题非常奇怪，诗歌是一个非常精神化的，一个很高级的，作为一种文学文体来说吧，我觉得在文学中它是一个顶尖的东西；广告呢，这又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东西。他说诗歌跟广告有什么联系?我说你对诗人怎么看?他说我对诗人很尊重。我说一个企业家能尊重诗人这就是一个好的企业家。后来我说诗歌跟广告有很大很大的联系，他就问我，我说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盲人3、4月份的时候他在地铁乞讨。他想了半天写了一个乞讨词，它叫“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就把这个牌子搁在前面了。那意思就是说：我比你凄惨，我什么也看不见，你得给我钱呀。结果人来人去，给他钱的人很少，有的人就感觉他什么也看不见，应该给他点钱。结果有一诗人过来了，看了看他这个牌子，看完了以后想了想，突然在前面加了几个字：“春天来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就加了“春天来了”四个字。写完了以后这个诗人走了，这个盲人的钱盒子开始不断地有人扔钱。你想春天来了，桃花开了，燕子飞回来了，这世界多美，可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是不是更凄惨一点?
后来我跟这个企业家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曾经准备写一篇文章，《文艺报》一直约我，但我一直没写。我就想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我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诗歌。电视、电影里诗人的形象永远是酸酸的，像《编辑部故事》里濮存昕演的那个角色。他们对诗歌的诋毁变得十分的兴高采烈。
郑敏先生说过一句话，她说一个民族没有哲学，没有诗歌，那这个民族一定是一个低档的。我还碰到过一个汉学家，他说中国如果没有李白、杜甫的话那还叫中国吗?他没有说别的，他没有说长城、瓷器、茶叶这些物质化的东西，他说了李白、杜甫。就是一个外国人在看完李、杜以后，他那种崇敬之情真是溢于言表。
为什么说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诗歌呢?非常奇怪的就是我出去遇到很多情况，没有一个人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是诗人。我曾经看见过一个人名片写的某省分会会员，他在背后写了一个诗人，但是突然印了一个相当于正处级。我看完这名片我非常奇怪，我说诗人跟正处级谁更高级一点，谁更伟大一点?我说你要真是诗人的话，你就不要印什么相当于正处级这种文字。这证明你不自信，你没有把诗人这个名称看成是你的荣耀。
很多文学作品，那种我觉得流俗的文学作品，一写诗人就好像神经质，有问题。现在大街上你如果伸出手来跟别人介绍，我是诗人，看你的目光好像就是现在还有这种职业，这人是从唐朝出来的吧?就那种感觉，他完全就认为你是一个出土文物一样的东西。
我记得天安门纪念周总理那个“四五运动”的时候，广场上都是诗，树丛里绑的都是诗，站在电线杆上朗诵的全是诗。当年诗人最风光的时候像朦胧诗人到四川朗诵的时候，那真是万人空巷，就跟现在的流行歌手差不多，把玻璃都挤破了；那时候朦胧诗人的五大元首去朗诵，传出一句话就是在北京王府井扔十个石头子，砸上九个都是写诗的。就是诗人非常非常多，《诗刊》当年的发行量是七八十万册，《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上百万册。经济开放以后，马上寓言就变了，这个寓言改到深圳了，说是在深圳那个地方，扔十颗石子砸到九个都是总经理，有一个没砸着是副总经理，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说突然寓言改变了，那么时代也就不一样了，整个的社会价值判断不一样了，是人对人的认识就改变了。说心里话，我对诗人，对写诗的人的尊崇，永远是从内心由衷地尊崇。
今天我就先讲诗。诗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我写诗写了两年，调到《诗刊》以后，其实我都没搞清楚。我爱人是学幼儿教育的，她们幼儿园有一个老师，想教儿童写诗，但是突然小孩问她什么是诗，这老师没有答出来。她说我们园长的爱人是《诗刊》的，听说也写诗，问问他。晚上来问我，敲门问我，她说邹先生问您一句话，什么是诗?我一下一个字说不出来，我可以把唐诗给你拿出来告诉你，这是诗；或者把顾城的诗拿出来说这是诗歌。
但是什么是诗?我一句也说不出来。当时我满头冒汗，这很奇怪：你写了很多年诗，你怎么不知道什么是诗?甚至我现在提这个问题的话，在座的有几个人能说出来什么是诗。我相信你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几乎都写过诗，初中、高中、大学，但什么是诗说不出来。我一下就蒙了，但是我态度比较好，我说，您先回去，等我查完了以后我跟您说。
回去之后，我马上翻《辞海》，翻《新华字典》，翻《现代汉语词典》，答案非常不理想，它就写各种各样的不一样；诗歌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抒情文体。这话我觉得不对。就说到《滕王阁序》那也没分行排（列），而且中国古诗几乎都是竖排，它也不分行，它就这么印下来，那么就是说一篇抒情散文，它是没有分行排列，但它确实是诗歌；看完这个不理想。看《辞海》还是不理想：一种饱蘸了社会道德的激情。我那个《辞海》估计是文革出的，所以那个《辞海》非常奇怪，写了很多很多大而无当的句子。《新华字典》很简单，大概押韵。它说这个东西大概押韵。
结果就开始翻书，翻那些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人的语录。我翻到了叶芝，这是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和别人争论时产生的是雄辩，在和自己争论时产生的是诗。我觉得这不错，像《辞海》那些都是从形式上说，那么这个东西它说到内里了，最起码不错。马上又翻，坏了，又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艾略特。他突然把这个说得非常低，他说诗是为安慰有教养的人所做的游戏。
我一看这个我就有点泄气，这个诗变成了一个什么安慰有教养人的游戏，那个雄辩我还觉得底气足一点，变成游戏我觉得这个不太好，但是这是大师，这是写过《荒原》的艾略特。再翻，还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阿莱桑德雷，他说诗歌是被交流的一种深刻的真理。又不一样，这都是大师说的话，雄辩，游戏、真理，全说出来了。没一个人说的一样。
然后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叫理查·艾波哈特，他说诗是诗人全部身心和现实相触，就是诗人的全部的身心和现实的接触。还是不一样。我翻到一个美国黑人的，他是首位黑人桂冠诗人叫利塔达夫，这个人说了一句话，他说诗歌培养精神。他说诗歌是一种培养精神的，它像宗教一样培养精神。我们生活在一个为技术疯狂的世界，因为美国那地方，天天就是电器，乱七八糟什么摩天大厦，它是一个为技术而疯狂的世界，他说需要喘口气，而诗歌能起到喘口气的作用。他这么理解，他说诗歌是用来呼吸的东西，在纷繁的世界中，这一为技术而疯狂的世界中，诗歌可以使你喘口气。
我翻到这儿的时候我实在没信心了。我说不翻了，没有一个人说的一样，一百个诗人有一百个说法。那么诗歌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要不要搞清楚?我说一定要搞清楚。在座的写文章也好，写诗歌也好，写任何戏剧也好，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要做的这件事，是什么样的事。你要把它有一个定位，你是为精神，为雄辩，为和现实的相触，还是为游戏，还是为喘口气。
我觉得包括中国古人说诗言志等等，大概都说了诗歌的精神趋向。这种精神趋向虽然不一样，但是作为写作的人你必须有。沈德潜说过一句话，“有第一等襟抱”，方有第一等诗歌。就是说你这个人胸怀有多大，你的襟怀抱负有多大，你的诗歌就有多大。他没有说技术的东西，他没有说你读完什么诗歌作法，你就能写出多么伟大的诗篇，他提到了“襟抱”这个词。那么今天我说这个话的意思，诗是什么，一百个大师有一百个大师的看法。但是你如果是搞文学的，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看法，这是我谈到第一个问题：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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