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胖的外交人员说得不错，王大使就任的那个国家果然有些麻烦。按说最初同我国建交的那些国家都是对我们友好和比较友好的，但也有几个国家同我们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矛盾。对这些不同和矛盾怎么办，当大使的不能不根据国家外交政策好好思量思量。既要友好，又不能过分退让处处迁就，该说的话还得说，该表明的态度就要表明，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说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有个场合、时机、分寸和火候的问题，如何掌握全看当大使的水平了。麻烦在于王延良一开始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到了外交前线，他才切身体会到这文仗同武仗的最大不同就是，文仗不是带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而是就带一个翻译，全凭自己的一个好用的脑子，凭人们常说的三寸不烂之舌，用道理广交友少树敌，在谈判桌上、在会客室里、在宴会席间，折冲樽俎，去占据优势和主动，赢得对方的同情、同意或支持，必要时迫使对方让步，以此来维护本国的最大利益。什么是外交，就是用和平的手段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当然我们不能像有些大国那样以势压人，只讲自己国家的利益，不管别国死活，我们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损害他国利益。王延良的能耐就在于他能从别人那里学到东西，更能自己经一事长一智，每次都能积累一些很好的经验，很快掌握了外交工作中的规律和奥秘，很快进入大使角色，把国家的外交政策贯穿于工作，成效日见明显。后来同我们建交的国家多了，王延良到过几种类型的国家当过大使，在某些国家常常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同样掌握得很好。对国内的指示电，他经常逐字逐句长时间琢磨，不长的一个电报他能坐在那里反复看上半天，机要员连跑几趟都无法把电报收走。在使馆内部就更不要说了，他不耻下问，不会的就向下面的同志请教，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即身教教育大家带领大家，没有谁不敬佩这样的老革命的，全馆非常团结，士气很高，人人都能努力工作。党中央、外交部和周总理对王延良和他领导下的大使馆相当满意。
利剑
不光是王延良如此工作，与他同时调到外交部的其他将军大使也都是这样发挥了他们的优势，扬长避短，很好地或较好地完成了外交任务。过去的敌人和某些中间人士曾经看不起“土八路”，但在战场上使他们领略了或看到了“土八路”的厉害，现在人们又可以看到，这些“土八路”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外交舞台上的能手。实际上他们中有的受过良好教育，有的自学成材，有的出国留过学，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土”，而是具有相当的聪明才智，革命战争又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具备了许多优点、优势和好品质。他们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处理和解决了许多外交难题。美中不足是他们大多不会外语，凡事都必须借助于翻译，如果他们会外语，就会如虎添翼，肯定会更加了不起。这就是我们建国初期的将军大使们。这就是我们外交战线上来自军方的那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大多数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能努力学习，掌握原来不懂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领导手下的同志们取得胜利。当然了，这中间无不充满了周恩来的精心培育和指挥，周恩来在战场上指挥过他们，熟悉他们的特点，知道他们的优势和劣势，所以在外交战线上也能得心应手地指挥他们，给他们的指示常常是有针对性的和好操作的。将军大使们同样对周恩来是了解的，而且是十分敬佩的，所以在外交文仗中，上下级配合得相当默契。建国后我国第一批15位大使中就有2/3来自军队，这些将军大使们为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有的人像姬鹏飞后来成了部长、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耿彪成了国防部长、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黄镇成了文化部长，伍修权、韩念龙、王幼平等成了副部长，等等。事实证明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从军队挑选将军当大使是一个成功之举。外交部里的将军们成为了周恩来成功开辟新中国外交局面的利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