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同黎远青一起被发配到“五七干校”，我们住在一间房子里。他比我年龄大不少，但我们很能谈得来，成为忘年交。看起来他中等偏低的个子，敦敦实实的，似乎身体不错，其实是只“纸老虎”，干两下子活就气喘吁吁。我总是想法同他一起干活，以便把重活留给我自己，让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我还有个目的，那就是他肚子里学问多得很，故事多得很，笑话多得很，所以我总是设法把轻活留给他，以便使他有气力多给我讲些东西。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同黎远青聊天就是如此，同他共处的日子使我获益匪浅，我大有遇到了一位难得的高师之感。正因为我在干校遇到了他，才使我感到在干校的那些日日夜夜没有浪费光阴。不过经历了过去的政治运动，黎远青只在我这样的人面前才敢放松地说这说那，我观察他在另一些人面前就谨言慎行，不露山不显水。社会到了这种地步，在一个单位里人与人的关系如此不可轻易信任，实在是大悲哀。当时我想，这么有才干的人竟要他同我们这些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一起干些体力劳动，实在是太浪费人才了，这实在是我们社会的更大悲哀。好在悲哀的日子总会有个尽头，果然，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后，黎远青被紧急调回北京，派去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据传说是周总理点的将。黎远青完全是周恩来培育和保护下来的外交部的又一名干才。
又有论者说周恩来强调外事无小事，教人谨小慎微。黎远青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认为外事无小事这话一点都没有错。就拿他经历过的事情来说，一点儿小事情没有注意造成严重后果可是多次发生过的事：有人曾把我国援外物资的数目多写了一个“0”，如果不是周恩来发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位秘书，把一场外交活动的时间记错了，等我们的领导人去机场送外宾时，外宾乘坐的飞机已经飞走了，这位秘书为此受到一次纪律处分。不少时候的确是细节决定成败，千万不可忽视外交中的“小事”。周恩来的确强调外事无小事，但他从来没有教人谨小慎微，而总是要外交干部实事求是、富于创造性、大胆建言。黎远青给我讲过一件事，上面提到的那位熊向晖建国后也搞起了外交，曾任驻外大使。1963年他办过一件不妥的事，受到周总理的批评。顺便说一下，周恩来对年轻人客气，对老同志批评起来可了不得，要求得也特别严，所以大使、司长们既喜欢见周恩来，又害怕见周恩来，怕他提问题被问住，对他们不客气。那次周总理批评熊向晖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周恩来在外交舞台上是谨小慎微的人吗？在万隆会议上，他当机立断，不用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现场作了即席发言，一下子绕过了某些反对我们的国家会前设下的陷阱，扭转了方向，把会议引导到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的道路上。这是多么英明果断的决定，发言又讲得是那么好，成为外交史上一篇流传千古的杰作，连当时反对我们的一些亚非国家外长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对周恩来赞不绝口。
外交之父和他的后人
讲一个国家的外交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提起这个方面，周恩来肯定要把功劳归于毛主席。可谁能讲得清哪是毛主席的哪是周恩来的？是集体讨论的这是事实。但周恩来在外交政策上的贡献不是第一位的也是第二位的，而就当时的中国外交来说，周恩来的贡献最大，他是那时的中国外交之魂。连毛泽东自己都说过，在国际问题上他不如周恩来。但周恩来总说功劳都是毛主席和党的，大事都是毛主席定的，连明明是他总结概括出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都说是毛主席先提出来的，根据是毛主席先前讲过其中的两三项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