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李斯语）。君主失去了外在的约束的压力，那么约束君主的只能是君主自身的修养和自制力了。统一后的秦始皇与统一前的秦始皇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对自身专制权力的极端维护，使秦始皇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好大喜功，怀疑一切，猜忌一切，这就使他既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迭机制，也破坏了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创伤。其继任者秦二世更将秦始皇的人治特点推向极致。二世的荒唐可笑，世人皆知，他没有受过磨难，对手中权力更是恣意挥霍，“重之以无道，坏祖宗与民，更始作阿房宫，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能受恤”，从而使“天下苦秦久矣”。
对于秦始皇的深层认识，有史学家认为他过于追求完美，是“具有乌托邦倾向的激进政治家”。他迷信法家，试图用国家制度整合一切社会问题，大刀阔斧，规划宏伟。他过高估计了自己个人的力量，不懂得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综合工程，也严重忽视了当时人民的生存权利，忽视了人民是其需要协调的各种利益关系中最重要因素。他设计出了改革社会制度的伟大蓝图，并不顾社会承受能力，采取强制措施，驱使全体国民去实现这个蓝图。
◆ 秦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6′
秦朝统一全国，匈奴经常南下侵犯。为了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定，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举兵作战，镇守边关。并且大规模修筑长城，在长城附近设立郡县，从中原地区迁徙3万多户人家在此定居。
很多人对秦皇神鞭北击匈奴赞不绝口，但是一些很有见地的史学家敏锐地指出：秦帝国对于匈奴入侵问题，一直是消极防御，很被动。学者邹牧仑就认为：“秦帝国短暂存在期间，虽然一时间解决了北患，但终秦始皇有生之年，匈奴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这些游牧人虽然一时被震慑却绝对没有屈服。”秦始皇自己也一直慨叹：“灭秦者，胡也！”却无可奈何。
对于采取长城力求防御上一劳永逸的做法，一直遭后人质疑。事实上，长城的作用确实很有限，明朝的兵部尚书刘焘说：“长城之设，古为无策。是以修筑愈炽，而患虏愈炽；钱粮愈耗，而士马益疲。无一岁而不请修边之粮，而一秋有修边之效。”（《明经世文编》）
◆ 秦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9′
“抑洪水而天下平，驱猛兽而百姓宁。”中华早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水灾。古代传统上，习以治水业绩来品评王者英明度，比如大禹治水，流芳万年，因此秦始皇在这方面很是注重，而且也颇有卓迹。秦始皇派李冰修都江堰以治水，都江堰分流洪水，有效避免了下游的洪水灾害。
不过《剑桥中国史》在分析秦帝国崩溃原因时，尖锐地指出：秦朝失败不可避免，原因在于资源的过度紧张。
“秦始皇死前的紧张情况，只能在史料里隐隐约约地见到，但是肯定存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游时，有‘盗’惊驾，尽管在全国大索了10天，他们都逃之夭夭。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微服夜行时，又遭遇强盗，被卫兵所杀。这一次，在秦周围大索20天。可能更重要的是，同年一石粮食值1 600钱；虽然其他商品的价值不祥，但这无疑是个大数目。人们对帝国在秦始皇身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可能不会大吃一惊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