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思考虽然令杜威全神贯注，但并没有使他满意或有一种“事情有了眉目”的感觉。很少有案件是靠“幻想的假设”来解决的；他把信心建立在事实之上，“必须为此出力，必须为此决断”。大量的事实需要收集和筛选，要获取这些事实还需要一一作出安排，这些都预示着要付出大量的汗水，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追踪目标，检查数百个人，所有河谷农场的雇员，朋友，家人，任何和克拉特先生有过大小生意往来的人，慢慢梳理过去所有的事情。正如杜威对他的小组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追踪下去，直到我们比克拉特一家还了解他们自己为止，直到我们看清我们在上个星期天早晨所发现的和也许是五年前发生的某些事情之间存在的联系为止。联系，必须找到这种联系。必须。”
杜威的妻子在打盹，但是当她感觉到他下床时便醒了，她听见杜威又在接电话，同时隔壁儿子们住的屋子里传来一阵小孩的哭泣声。“是保罗吗？”通常，保罗既不会受人打扰也不会去打扰别人，他不是一个爱哭的孩子。他不是忙着在后院里挖沟，就是忙着练习跑步，“要成为芬尼县跑得最快的人”。但是在那天吃早餐的时候，保罗突然哭了起来。他的妈妈不必问为什么；她知道虽然保罗模模糊糊地理解自己周围出现谣言的原因，但他还是感到受到了流言蜚语的威胁，那些令人烦恼的电话、门口的陌生人以及父亲疲惫而焦虑的眼睛。她走过去安慰保罗。比保罗大三岁的哥哥也帮着劝。“保罗，”他说，“现在你放轻松，明天我教你玩扑克。”
杜威在厨房里；玛丽去找他，发现他正在那儿等着过滤咖啡，一堆谋杀现场的照片摊在厨房的餐桌上，凄惨的痕迹与桌子上漂亮的水果图案的桌布极不协调。（有一次他曾主动让玛丽来看这些照片。她拒绝了。她说：“我想记住邦妮通常的样子，他们家所有人通常的样子。”）他说：“也许孩子们应该和我妈待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位寡妇，住在不远处，她认为自己的房子太空荡、太安静了，欢迎孙子们随时光临。“就住几天，等到，等到……”
“艾尔文，你认为我们能回到从前正常的生活吗？”杜威太太问道。
他们的正常生活是这样的：夫妻俩都工作，杜威太太当办公室秘书，他们共同承担家务，轮流做饭和刷碗。（“艾尔文当治安官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孩子嘲笑他，经常说‘看啊，杜威警官来了！强硬的人！拿着左轮手枪！但是一回到家里，枪就放下，围裙就穿上了！’”）那个时候，他们正在为在农场里修建一座房子而省吃俭用。这座位于加登城北部数英里的农场是杜威在1951年买下的，面积达四十英亩。如果天气好的话，尤其是在天气炎热、小麦长高并成熟的日子里，杜威喜欢开车去农场，在那儿练习射击技术，打乌鸦、射罐头盒，或者幻想着穿过他所希望拥有的住宅和打算培育的花园和树林。他非常肯定，总有一天，一个属于他的种满橡树和榆树的绿洲，将会出现在那片荒凉的平原之上，“总有一天，上帝会乐意恩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