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了，杜威打断讨论，打电话给家中的妻子玛丽，告诉她自己不回家吃晚饭了。她说：“好吧，艾尔文。”杜威注意到妻子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常见的焦虑。杜威夫妇结婚十七年了，有两个年轻的儿子。玛丽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曾是联邦调查局的速记员，杜威在新奥尔良工作时认识了她。玛丽同情他的职业的艰苦，生活没有规律，一个电话就会突然把他叫走，奔赴州里偏僻的地方。
他说：“有什么事吗？”
“没事，”她要他放心，“只是，你今晚回家时只能按门铃了，我把所有的锁都换了。”
现在他明白了，说道：“别担心，亲爱的。把门锁上，打开门廊上的灯就行了。”
杜威挂断了电话，一位同事问道：“出了什么事？玛丽害怕了？”
“嗨，是的，”杜威说，“不仅是她，所有的人都害怕。”
并非所有的人都害怕。霍尔科姆那位守寡的女邮政局长、勇敢的默尔特·克莱尔太太就不害怕，她讽刺镇上的人都是“胆小鬼，吓得瑟瑟发抖，睡觉时连眼睛都不敢闭上”。在说到自己时，她说：“我这个老女人睡得和以前一样香。如果有谁想对我耍花招，让他来试试好了。”（她的话还真灵验，七个月后，一伙持枪的蒙面匪徒闯进邮局，抢走了她九百五十美元。）通常，克莱尔太太的观点只得到很少一部分人的支持。据加登城一家五金商店的老板说：“近来，锁头和铰链是卖得最快的商品。人们不在乎买的是什么牌子的；他们只要求这些东西牢固。”当然，想象力可以打开任何一扇门，转动钥匙，让恐怖趁机而入。星期二拂晓，一卡车从科罗拉多州来打野鸡的陌生人，不知道当地发生了惨案，在他们越过草原，穿过霍尔科姆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几乎所有的房屋所有的窗户都亮着，在灯光明亮的屋子里，人们穿着整齐，甚至是全家人一整夜都没睡，充满警惕，仔细倾听过往的声音。他们害怕什么呢？“谋杀可能再次发生。”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一位学校的女教师评论说：“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克拉特一家身上，而是别人，那么人们的情绪可能不会如此激动。无论哪一家都不能和克拉特一家相比，他家那么令人敬佩、那么富裕、那么安全。这个家庭代表了附近人们真正珍视和尊敬的一切，如果这样的事情也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唉，那就等于告诉人们上帝不存在一样。这使得生命看起来毫无意义。我认为，与其说他们吓坏了，倒不如说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沮丧。”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最简单、最丑陋的一个原因是，迄今为止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突然终止，老朋友之间开始互不信任；可以理解的是，他们认为凶手就在自己中间，他们没有一个人不赞成死者的兄弟阿瑟·克拉特的观点，十一月十七日他在加登城一家旅馆的大厅里对记者说：“这件事水落石出之时，我可以打赌，无论谁干的，此人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十英里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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